《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此图不仅呈现出南美洲大陆的轮廓，并且绘出了安第斯山脉和南美洲主要河流的流向。

1546年《加斯托迪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绝大部分南极洲海岸线。

争论：“奇图”四大硬伤之争

关于“上帝”

浙江大学教授龚缨晏注意到地图上位于亚欧交界处的红圈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然而，“上帝”这个词汇是16世纪末利玛窦首创的，它怎么会出现在一张明初的地图里呢？

刘钢不接受这个说法。他认为，“上帝”一词中国自古就有，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等古籍之中。所谓利玛窦首创“上帝”一说，是后人根据利玛窦的只言片语作出的推断。

在龚缨晏看来，同样不应该出现在这张地图上的还有“景教”一词。因为景教在唐代以后就逐渐失传，一直到1625年，一块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的石碑在西安出土，中国人才重新将景教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所以，明初的中国人是没可能把这种认识“提前”写在地图上的。

刘钢则认为宋元时期景教依然在中国的局部地区流传，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蒙古名称“也里可温”，它会不会同时也拥有一个汉文名称呢？关于这一点，史学界目前并无定论，但至少是从社会发展学角度上来分析，宋、元以及明初汉人继续把西方宗教称之为景教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关于简体字

葡萄牙中葡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国平认为，地图上屡次出现简体字“余”很像是现代人伪造留下的“证据”。而刘钢却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清乾隆“古稀天子之宝”玺上也发现了这个“简体字”。此印刻的《古稀说》第一句写道：“余以今年……”“这证明了‘余’在古代是一种俗体字，如果清朝皇帝都在用，平民百姓写出这一俗体字何足为奇？”

关于避讳

侯杨方还发现，这张古地图用红圈标注“湖北”、“湖南”两省地名。但湖南、湖北的建省却是发生在清朝的事情，同样的还有地图中红圈标注的中国周边海域（黄海、东海、南海），它们被称为“大清海”，这样的称呼不应该出现在明代的记录中。

刘钢则认为，这是《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者为避讳故意为之。“如果完全照抄原图的明朝建制，可能会被人诬告妄想明朝复辟，所以不得不对明朝的地理名称做了部分修改。”

关于高丽、凶奴及琉球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侯杨方在这张古地图上发现了另外一些的“漏洞”。古地图上，朝鲜半岛上被注为“高丽”。但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已将“高丽王朝”更名为朝鲜了；

北方蒙古高原的位置由东向西分别红圈标注“蒙古”、“凶奴”、“鞑靼”。但明代时中国北方已没有匈奴的存在，更没有“凶奴”；明代的蒙古族分为“鞑靼”和“瓦剌”，前者在东，后者在西，而地图上不仅没有“瓦剌”，还将该在东部的“鞑靼”标注在了西部；

地图将我国台湾岛标注为“琉球”，而在当时，台湾并不叫“琉球”，“琉球”指的是今天的日本冲绳。

刘钢则在史籍中找到了驳倒侯杨方的证据：明朝末年刊印的《山海与地全图》，绘制年代大约在1602年。该图中，朝鲜地域被注明为“高麗”——1602年的地图中仍出现的“高麗”，出现在1418年的地图中有什么奇怪呢？“官方国名、地名更改后民间很长时间一直延用原名的现象在明清时期的地图中是很常见的。”

关于“蒙古”、“凶奴”和“鞑靼”——明末版《华夷古今形胜图》和明朝崇祯年间印制的《皇明职方地图》中的中国地域北部都有“鞑靼即匈奴国”的注文，并且都没有“瓦剌”的注文。这两幅地图的绘制年代比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晚两百多年。可见《天下诸番识贡图》中出现“凶奴”，并不意味着就是赝品。

关于台湾被称之为“琉球”——刘钢认为，明朝时“琉球”泛指现今琉球群岛和台湾一带岛屿。《皇明四夷考》和《明史》记载：“琉球居东南大海中”。1602年《山海与地全图》中“琉球”的位置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也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