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这门艺术，我们说它是中国人的一件“余事”，大概并不是对书法本身的贬低。东晋王羲之，官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唐朝颜真卿，官监察御史、平原太守、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历代文人所深爱的苏轼，曾官杭州通判、杭州太守，密、徐、湖诸州知州，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等；王铎曾官礼部尚书；当代的启功先生首先是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沈鹏先生首先是美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启、沈二先生也无不是把书法看作自己的余事的。书法之于李宝权先生，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的正直的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的尊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不必说，作为一个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多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干部，李宝权先生从来就有着与古代的志士仁人相似或者相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共和国同龄的李宝权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供职于政府机关。他十八岁参加工作，二十八岁任人民公社社长，三十八岁任县长，四十八岁任沈阳市副市长。在李宝权先生担任沈阳市主管农业之副市长的十年间，沈阳的现代化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经由他一手策划而建立起来的沈阳辉山农业高新区，目前正成为全国最大、最好的农产品深加工中心和研发中心。李宝权先生为沈阳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何为父老乡亲谋福利、如何发展本地的经济、如何实现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从来就是萦绕于李宝权先生心间的头等大事。至于书法一艺，固然是李宝权先生的真爱，但较之于为苍生谋福利的人生追求，终究是余事而已。

古人读书，讲究“三上”、“三余”。“三上”意指，厕上、枕上、马上，即如厕之时、就寑之前、旅途之中，都是读书的好时候；所谓“三余”，即“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这也是读书的好时候。李宝权先生研习书法之勤奋，不亚于古时候讲究“三上”、“三余”的勤勉的读书人。不过，李宝权先生是在繁杂的行政工作之余研习书法的。李宝权先生于政务之余，潜心书艺，真草篆隶，无不涉猎。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尽管工作岗位时有转换、变易，但是，三更灯火，五更鸡鸣，都见证了李宝权先生与历代书法大家的对话。李宝权先生学习书法，最善于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即便是在旅途中，他也是笔墨纸砚从不离身。由于工作需要，这些年来，李宝权先生多有海外调研、考察的活动。每次出行，无论是欧洲、澳大利亚，还是中国的香港地区，旅途的劳顿和时差的变动都没有影响到他的书法研习。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常年政务繁杂的李宝权先生以百忙之身而耽于书艺，“余力”实在不多。在不少人看来，他这样做，似乎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李宝权先生自己明白，他之勤于研习书法，是以修养身心、陶冶性情为目的的，他从没有跻身书坛以争名博利的世俗之念。正是由于李宝权先生以如此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所以，一个看似奇怪而实则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因此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笔下的书法作品也达到了当代许多人所无法企及的境地。换言之，李宝权先生视书法为自己的“余事”，但他的“余事”却不是业余水平，而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诚如杨仁恺先生所说：“宝权同志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对书法艺术的一般性把握，满足于写得一手好字、受到业外人士恭维和赞誉的人。他认真临帖，师法古人，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早年从柳公权《玄秘塔》入手，又临欧阳询，后入隶法，《史晨》、《乙瑛》、《曹全》、《张迁》、《石门颂》、《泰山金刚经》，遍临汉碑，广涉魏法”。李宝权“所作隶书，既有《张迁》的雄强，又有《曹全》的灵秀，结构整严，端庄朴茂，开张有致，得心应手。其行书，师法二王，于《兰亭》用功最勤，旁及杨凝式，取精用宏，兼有隶意，笔力沉实而灵活，字里行间有浓郁的书卷气，厚重苍朴而不失雅致”，而“他的草书长卷，……真乃宛若游龙，笔走龙蛇，鸾舞蛇惊之态，可谓智巧兼优，心手通畅，已达到了做为书苑中人不同凡响的境界。”所以，李宝权先生的书法作品在许多大型赛事中频频获奖并不断被权威部门收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的书法作品1991年在全国“五色石”书法大赛中获一等奖；1995年在第九届国际书法大赛中获“法王奖”；1997年在“国际天池”书法大赛中获“特优奖”；199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书画展中获“世界文化艺术奖”；他的作品先后被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美术馆、图书馆以及国内外其它许多文化团体与友人收藏。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程瑶田在谈及书法时曾说过的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世之自谓能者，或不必其果能；而其不能者，反时时流露其能也。譬之草木花实，在天地之间，初何尝有人养之？而未始不应时舒英，当候垂实；而所谓善养树者，尽心于其间，反致枯槁者不少也。”李宝权先生视书法为自己的“余事”，可他的这件“余事”早已达到了专业书家的水准。李宝权先生的书法实践，印证了程瑶田这话的正确性。

当然，我也不想说，李宝权先生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如果说哪位朋友的艺术已经臻于极境，或许就意味着这人已经没有继续提升自己艺术境界的余地了。不过，我相信，李宝权先生在书法这一“余事”上已经取得的不俗成就，会给我们的很多书界同仁以有益的启迪。 （朱乐朋：书法博士、中国碑刻文化与旅游研究所所长、桂林旅专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