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大国的路线图

记：应对“大国”这一命题提出的挑战，就需要克服前边提到的那种种失衡，弥补从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义方面的关键缺失。那么在你看来，在中国已经实现的高速(尽管也颇有脆弱的嫌疑)增长的基础上，什么才是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刘：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不要看我以“大国”的苛刻标准，提出了那么多尖锐的对比，但反过来说，其实就连那些看似险要的鸿沟，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则中国就未曾发展就没有希望了，甚至就连这点对于未来的悬念都不存在了。正因为这样，为了捍卫和继承改革开放，我们自然会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现有的成果，又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成果，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许“预支未来”可以算是一种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无非是来自各种利益集团，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诺推向未来，就不会触动现实的利益集团，从而也就不会有人为了到他孙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利益，来进行明里暗里的杯葛阻挠，否则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狭隘。另一方面，再回顾一下当年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路线图，竟又不难发现，这种“预支未来”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张空头支票，相反倒会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种普遍的预期与认同，从而使得想要挑战这种游戏规则的企图，逐渐变得代价太大而不再成为现实选项。这样一来，就会为未来的政治文化，留下实实在在的调适空间。

记：究竟怎么落实这种“预支未来”的智慧呢？

刘：我们方才列举的种种小大之辨，都是发展过程中的欠账，也都可以理解为继续发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认这些尖锐对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这种现状，从而使我国成为更加名符其实的大国，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反对，至少到你儿子或孙子那一代，中国应当填平那些很可能成为可怕陷阱的鸿沟。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方法论上认识到，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一时还看不清楚，也由于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动员反对力量，所以还可以简单地利用经验主义的原则，去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光有经验主义的试错方法，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而一定要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规划。上次我就“文理分科”问题接受贵报访谈时，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远见的！”现在，我要再次重申这一主张，而且是针对更加宏大的课题。

记：这一点应当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刘：如果能够就此取得共识，就让我们接着再思考一下：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们能制定出2050年前的科学发展规划图，并且得到国家的批准，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就不能同样制订出2050年前的社会发展路线图？比如，既然自然科学家们能够作出承诺，中国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为什么就不能对那两个整数年份，作出相应的承诺？尽管这样的路线图，难免会有一点空洞，甚至难免会有一点空想，而且它将来随着时局的推移，也一定会不断地调整修正，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明确的规划，可以在我们面对大国vs小国的种种对比时，以对于未来的慷慨承诺，来填补和缓解那些尖锐的悬念。

进一步说，所谓“预支未来”的奥妙，不仅意味着对“未来”的筹划，而且意味着为当下的“预支”。也就是说，它可以用平滑推进改革的缓进技巧，把未来的前景巧妙地“预支”给现在，并使之为其所用。这种对于未来的庄重承诺，只要能够缓解尖锐的悬念，自会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而且，随着阶段性目标的日益临近，它也的确会被逐渐地化解。由此一来，社会氛围自会变得一天天祥和起来。

同样的道理，这种“预支未来”的发展路线图，也会使中国与世界的艰难接轨，变得平缓简易许多。到底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国？这是全世界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一旦中国自己，以发展路线图的形式，给出了让人放心的答案，自当大大释放国际社会的心结，缓解他们对于不确定前景的疑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主动的澄清，也将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感召力，从而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与损失。（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