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砖四国”到“金砖N国”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实习记者/王晓楠
“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21世纪之初，就是因为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的这样一份报告，“金砖四国”一词迅速风靡全球。
虽然，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巴西尚未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俄罗斯还没有超过英国，印度与日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中国并未成为世界第一，然而，随着这一概念的诞生，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率领上百名重量级政商人士展开了“金砖四国外交”，七国集团财长会议2005年首度邀请“金砖四国”代表列席，日本丰田汽车等跨国企业的全球棋盘因此重新部署……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看来，新兴大国群体的出现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次历史性变化。“这个‘第一次’，注定将成为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起点。”
强化共同利害
《环球》：“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最早于2001年被提出，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举行却是在时隔8年之后的2009年6月，为什么由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举行会时隔这么长时间？
王在邦：“金砖四国”的概念实际上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这样一种现实。从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召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面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概念的真实性的问题。“金砖四国”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概念是否反映了真实？世界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起初，一些外国政要不太愿意承认“金砖四国”，比如美国，一般不用这个概念，而用新兴市场国家这样的词汇来指代。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逐渐证明了“金砖四国”的存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大国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占全球GDP的份额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此，现实的发展证明了“金砖四国”这个概念是对现实的一种贴切的理论化。
其次，“金砖四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于四国之间共同利害的认识也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当国际社会开始把这些国家视作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会逐渐感受到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利害。毕竟，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害感。这种感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逐渐发现的。
《环球》：您觉得在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比较明显的能感觉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地方在哪里？
王在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在“8+5”对话进程中，往往是在8家先商量好、协调好了，再让另5家去对话，这种形式本身就带有一种矮化和歧视性的意味。通过数次“8+5”对话会，“金砖四国”不断强化了对共同利害的认知，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
《环球》：那么具体到2009年6月中旬这个时间点来说，峰会的召开有怎样的时空背景？
王在邦：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金砖四国”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共同利害感。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我个人感觉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伤害要比对新兴经济体的伤害更大。像过去那样指望发达国家来恢复和拉动世界经济是不太可能的，新兴大国之间必须同舟共济，搞好经济。
《环球》：我们注意到了几个时间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开过两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一次是4月2日的伦敦峰会，接下来的9月份将在美国召开第三次G20峰会，“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时间恰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G20峰会之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在邦：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不一样，它的范围更大。一个更大的范围就意味着这个机制很容易效率低下，有空谈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次“金砖四国”峰会将有助于新兴大国在第三次G20峰会之前协调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障碍不可能长久阻碍多边合作
《环球》：“金砖四国”这一机制属于多边外交的范畴，而这其中又涉及到四国之间的双边外交，您怎样看待双边与多边的互动？
王在邦：双边外交理性、健康、平稳地发展会为多边外交平台的建设奠定前提和基础。多边外交这个舞台一旦搭建起来也可以使双边外交更有成效，可以降低外交的交易成本。
多边外交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淡化彼此的分歧，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实现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发达国家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兴大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在新兴大国的外交中，对发达国家的外交仍然是其外交的主要部分。因此，一种新兴大国之间的多边外交机制，会有助于形成一种合力。
《环球》：如果说“金砖四国”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紧密的多边合作的平台，那么它需要克服哪些障碍，解决哪些矛盾？
王在邦：实际上最紧密的盟国之间也会有矛盾，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国家之间也会有共同利益。
矛盾在“金砖四国”之间会存在，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解决的。新兴国家之间有产业结构和贸易领域的差异，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中国希望油价越低越好，可是油价降低，俄罗斯的损失就会很大，这就是矛盾。但是如果双方追求“两利”，相互妥协，就很可能达成一个成交价。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地缘竞争，比如，印度对中国就是如此，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双边框架来增加互信的。我认为这些障碍不可能长久地阻碍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先搁置，逐渐在共同利益的框架下寻求化解，这是一个趋势。
“金砖四国”之间能否形成一种相对紧密的联合，还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比如，如果发达国家在处理气候、环境等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太大的压力，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会更紧密地合作。
总体来看，“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还是有限的，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仍然不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形势会促使这些国家保持一种密切而又紧密的磋商。
“金砖四国”应该更开放
《环球》：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多边外交的平台，比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那么作为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前景如何？
王在邦：“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但它们仅仅带有一种交流的成分和磋商的性质，对于国际决策而言，它们涵盖的范围太大，多边决策缺乏执行力。目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变革，“七十七国集团”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
“金砖四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它们更能够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同时，“金砖四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多种形式的多边机制应该是互补的。
《环球》：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提出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后，曾遭到其他国家的猜疑和排斥，那么“金砖四国”是否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类似的情况？
王在邦：这应该不是问题。因为“金砖四国”之间的协调不会有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从总体上讲是代表、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的，它不是对立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发挥同样的作用是不现实的，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映它们的声音和要求，只能是发展中大国。
《环球》：既然是要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金砖四国”机制能够更具代表性、更加开放吗？
王在邦：“金砖四国”都是发展中大国，但是它以后不应该完全局限于这四个国家，到了一定的阶段，应该发展成“新兴大国峰会”。我认为“金砖四国”应该更具开放性，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很容易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大与这四个国家的心理距离，或者产生认知上的差异，那样就不利于协调立场。
《环球》：如果更加开放的话，哪些国家可以纳入“金砖四国”机制？
王在邦：不妨把墨西哥、南非纳入进来，它们本身的实力不弱，可以壮大“金砖四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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