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至于其称谓，汉族人习称“活佛”，其实是不大准确的，应译称“转世尊者”。在藏语中，“活佛”则有多种不同的尊称，其中最为常用的有“珠古”、“喇嘛”、“阿拉”、“仁波切”等。下面就这些常用的活佛称谓作一简释。

“珠古”，是藏文(sprul-sku )的音译，意为“化身”，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说而命名的。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而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换句话说，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

“喇嘛”，是藏文(bla-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 gu-ru，固茹)两字义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阿拉”，是藏文( A-lags )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以“阿拉”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拉”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

“仁波切”，是藏文( rin-po-che )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据估计，目前整个藏传佛教活佛的总数可达近万人。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在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各类活佛系统，而且每个活佛系统的称谓各有自己特殊的因缘和象征意义。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活佛系统的称谓作简要剖析。

噶玛巴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自己所属宗派的名称命名的，即取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ka-rma )一词。追本溯源，该宗派的名称得自祖寺的寺名，而祖寺的名称来自某一地名。公元115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一座寺院，随即取名为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他以该寺作为道场，大力宣讲噶举派教法以及自己的佛学观点，遂形成噶举派中最具活力的一支派别，并以噶玛拉顶寺的寺名作为该派的名称。后来噶玛噶举派中产生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亦以宗派的名称命名；当噶玛噶举派中形成二大活佛系统时，仍然称“噶玛巴”，即分别称“噶玛巴·黑帽系”和“噶玛巴·红帽系”，其中红帽系活佛转世至第十世时被迫中断；而黑帽系活佛一直沿袭下来，至今已转世至第17世，即第17世噶玛巴，现驻锡于西藏自治区楚普寺。总之，噶玛巴活佛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一大活佛系统。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的称谓，是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例如，公元1578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印华寺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会面，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公元1653年，清朝顺治帝又授封第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从此***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才被确定下来，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