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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积重难返 亟须重建知识分子信誉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2010 年 08 月 06 日 
关键词: 学术不端 文革 学术规范 学术腐败 知识分子 学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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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

祝:朱学勤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我原本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他能把深奥刻板的理论问题论述得那样生气勃勃、激情澎湃,确实有点“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可惜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偏狭,所以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学问的繁琐和细密,很容易让人想起——从乾嘉学派到钱锺书的苏南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在这次事件中,有这么多学者和网友不顾一切地挺汪,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汪晖有一个特点,就是摊子铺得过大,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牵涉进许许多多相关——甚至不那么相关——的问题来,而且要一并展开论述。对这些问题,他当然都有过涉猎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过系统的透彻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要按照专业学术标准展开论述,从论点到论据,没有深入系统的透彻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他就必须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献。而如果把这些借用的二手文献全都一一注明,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恐怕都会不胜其烦,而且也太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晖的这种不完全注释的方式,有一些对别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释,后一段没有注释。这是对汪晖的一点技术性分析。

黄:我没有读过原始文献,但从那些小孙怡让、后段玉裁对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引了别家的东西而未一一明确标注。问题看来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给知识产权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参考当年和当今的未成文法、即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去慢慢计较。

这次事件山重水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前最需发言者能不党不私,诚心正意,本着对公众负责、对学术负责、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公正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知识界如果连这件事都干不好,那还能干什么?

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来,知识界的腐败与腐朽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江河日下。这个群体在道德人格上的覆灭,会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一击。公众包括媒体对此次事件反响之强烈,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群体的期望与失望。

祝:从小处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较细化的中国学术的写作规范。

其实将近10年前,历史学者王笛就针对中国学界的问题,撰文介绍过《芝加哥文体手册》。这当然不是说要照搬谁的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参照。因为鉴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可作为依据的行业法典。我不太同意把这些年的抄袭成风归咎于讲究学术规范本身,所谓学术规范本身鼓励引用别人的论述,鼓励鹦鹉学舌,因此鼓励变相抄袭。在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写作成果发布平台即互联网便捷化、大众化,导致写作者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必须相应地提高学术的准入门坎,明确区分专业学术写作与非专业学术写作。专业学术写作必须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为每一个论点提供准确的、充足的论据,这必然要求比较多的引文和注释。同时,按照这个标准,抄袭还是没抄袭,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抄袭,其实不难判断。

黄:1990年代以来是学界订规则最细密、同时也是学人出事最频繁的时期。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不讲原则。像当年王铭铭学术不端成那样,连“孟修斯”都闹出来了,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刚刚开完他的会没几天,《读书》上便见到他的新作。不是说犯了错误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学术共同体总该讲点原则,有个态度吧?就算他人才难得,观点有益,但他的作为和你的反应会对学界起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会对学术风气产生什么样的正负影响,难道不应该考虑么?

因此,我不反对从技术和规则的角度抑制抄袭等学术恶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顿人心、树立原则,营造正气。在整个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大环境坏了这么多年、坏到这个地步的今天,说这些的确近乎痴人说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次事件空前的关注程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推动人心向善、风气转变的强大动力。这股动力目前特别需要公心的引导,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派别的阴影挥之不去,小团体的私货随处可见,这未必一点不利于事实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动事态朝着符合公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本来抄袭行为大则与价值制度环境相关,小则与个人作风品格相关,与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没有内在联系。

党争派性的继续插手不大可能使这次事件成为改善学界风气、重建知识分子信誉的一个契机,很有可能让它沦为一场让公众越看越无聊的闹剧。希望各方珍视不多的机会,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国学人岂有连这点事都说不清、摆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从五洲四海请多少余英时、齐泽克——就是把真貔貅弄来——也无济于事。

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祝:这次事件一开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艺研究》上发文,虽然用词狠点,态度横点,但基本上还是学术的讨论。《文艺研究》也是一家行业内的学术刊物,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什么内幕和阴谋。《南方周末》重新全文发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晖涉嫌抄袭”变成了媒体事件、公众事件。但想想也并无不可。因为既然高等教育大跃进,现在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关注学术理论、关注学术界的就不会再是一个小圈子。但这的确使整个事件复杂化了,需要特别慎重地分析和评判。

所以,一方面是从小处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处着眼,第一,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包括上面提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人的大视野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每一代学者都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应地也就有他们的劣势。思想不可能恪守学科专业的界限,它跟着问题走,可能会从社会学走到经济学、政治学,又走到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学术违规的情况,比如过度借用二手文献而未完全注明,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纠正。向大处着眼的第二条是,中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不同立场如果长时间都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立场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就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或者就像西方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一样,在每个领域,都会有长期对峙而又互补的两种路线或立场。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同样如此,自由派与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好像没有必要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特别是掌握强势媒体的一方,更应该厚道一点,采取建设的态度来处理目前的这一事件。中国未来前景,经济增长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可以说,这次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黄:最后再就当事人说几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场、所做工作,分别属于对中国前、后三十年两种体制及其弊端的正当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义学人中数他和吴思有智慧,不是那种俩眼发直一点余光也没有的角色。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十年,为开阔知识分子视野、探索中国道路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消息”,贡献不可谓小。

现如今,两条意识形态路线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被对立的双方当作彼此的疮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实上,朱的《覆灭》和汪最初被质疑的《反抗绝望》均成书于还只有一条路线的二十年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一条路线上犯的事,还会成“事”么?也许会成,但成不了这么大事。

总之,一个不太政治的问题被过分政治化了,一个相对个人的问题被过分集体化了。这样一个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看,只会累及集体,伤及个人。能让人行之久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永远是实事求是——老实不吃亏。这应该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训。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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