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