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典型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目前,中国的个别商人家族,亦想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
这种官商交织现象值得警惕。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目前,部分官员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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