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产队长派来“带班”的

社员家的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

面对这位掌管了这个村庄60年的老支书，那些在新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并没有他们父辈的那种“敬畏”。他们对这个集体和领导者的怀疑，有时也会传到老支书的耳朵里。

早在人民公社时期，老支书就已经是“三起三落”，对他来说，这些质疑“就像是浮云”。他总是笑着说，“心里没病，就死不了人。”

老支书更愿意相信，时下年轻人对于分地的诉求，只是因为没活儿干，而不是发自内心。

每天早上，老支书的桌子上都会摆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纪检监察报》，这位出生于民国初的老人，希望藉此“与时俱进”。

“你去采访过小岗村吗？”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老支书忽然问道，“报上说，小岗村又把地合起来了？总书记也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老支书对报道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当年参加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

“就算亩产小麦1000斤，一亩也才卖800元。现在化肥都涨到4000元一吨了。农民赚不到钱。”这位坚持集体领导的老支书认为，如果单靠发展农业，包产到户已经走到头了。

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小岗新路》的剪报，似乎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初的抉择是对的。然而就在小岗村试图进行新型合作化的求富实践时，吕家庄村这个曾经辉煌的集体也陷入了危机。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去吕家庄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在全市范围内遥遥领先，然而当2008年晋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94元时，吕家庄村的统计数据为 6200元。

集体中的人们并不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他们只相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去，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邻村要好得多，现在已经逐渐被赶上甚至超过了。

有一位六队的社员私下里议论，说这是因为老支书“老了，保守了”。

然而在老支书看来，这只是因为“集体企业不好办了”。

村里仅存的帽厂去年上交了利润60万元，但集体能奖励厂长的也只有378个工的分红和3万元奖金。尽管已经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奖金，但谁都明白，那些有才干的人如果自己干个体，少说能拿个十万八万元。

此外，集体企业里充斥了大量的后勤人员、行政人员，好些都是干部家属，又都上岁数了。“有的建厂时就在，现在是功臣了，但是老了，不能干了。他会问‘凭什么不让我待？我在这儿的时候你在哪呢？’他跟你讲这个，你没办法。”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说。

“如果能裁掉20个，厂子一样运转，而减员增效的利润就是20多万元。”高建雨早就算过这笔账，由此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些国有企业要改制。

“现在人人都盯着钱。”老支书也承认这一点，“没钱没法过日子。”

老支书甚至特意调查过，就在村委会所在的这条街上，做买卖的社员已经有100多个，小门市部有30多个。大多数人过得挺好，还挺赚钱。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这位坚持集体经营的老人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只要有效益，劳力有出路，就可以干。”

今年，村里就为一位养猪大户划拨了60亩地。对方除了每年要交给集体6万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雇员必须从本村的社员里选。

于是，这个曾经不允许个人单干的集体，近年来也开始鼓励甚至每年拿出60万元来资助社员发展个体私营，通过这种手段来转移集体中剩余的劳动力。

对吕家庄村来说，这是一次不知不觉、或许也是不情不愿的转型。

老支书得了抑郁症

老支书真的老了，村里这个岁数的老人如今只剩下8位。那些他看着长起来的娃娃有的都已进入暮年。村里不少年轻人从来没见过这位最高领导人。

全村的社员大会很久没有再开过。大喇叭里的宣传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时各村党支部都在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年88岁的高能权好不容易把42页材料读完，开始写心得体会。写着写着，突然一阵头晕，自此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发烧。

社员们把老支书送到省城医院住了18天,一番检查之后，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得了抑郁症。

“您是不是该培养接班人了？”据说，各级领导来参观考察，都好问这个问题。

吕家庄村的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因为20多年来没怎么调整过。老支书的小儿子高久信刚被选为支委的时候才25岁，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个支委中最年轻的。还有两位56岁，一位58岁，其余的都已经六七十岁。

尽管人们都知道支书是选举的，但是人们也都很在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含含糊糊。社员们猜测，或许是没有他看中的人。

由于这个集体和老支书的存在，吕家庄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书声名远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书树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他的精神。后来老支书写了封信寄去，信中说工厂关门了，帽厂订单也少了，鸭梨降到13元一箱也卖不出去……

“谁不想干好啊，可干好不容易。”老支书叹了口气说道。

这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个上什么企业都赚钱的时代了。

支委高久信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都说纤维素赚钱。那一年光晋州市就上了50多家私营企业。结果价格从4万元一吨掉到两万元一吨。

村干部们都在庆幸当时没跟风上这个项目。“市场规律吧，你不好说这事。”高久信说，就像猪肉价格从高峰跌到低谷，现在又回升了，真闹不准。

一个相对稳妥的想法已经得到了老支书的认可，未来吕家庄村打算用集体的土地入股，引进大的企业，同时解决社员就业问题。

但是，干部们南下北上去考察过梨汁厂、方便面厂，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厂，却因为种种因素，没引进成功。

“如果您再年轻20岁，是不是这些就不成问题了？”有人问老支书。

老支书笑了，脸上闪过异样的羞涩，就像是个孩子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表情。

无论如何，老支书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南下北上为集体奔忙了。

他挥着手与记者道别，然后转过身，向屋里走去，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