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下午，吕家庄村第六生产队组织喷除草剂，当天参加集体劳动的女社员有30多人
91岁的老支书高能权
“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自从20多年前的那场车祸之后，高能权已经很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了，然而麦田里发生的这类故事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1993年，25万元。”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有社员说，老支书当时不想分，但老支书说，是因为村里人不想分。“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但是对方做不了主。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
“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的书法在村里很出名，从村委会大门到吕家庄小学的牌匾过去都是由他来题写。只不过，近年来他已经很少再提笔。
“我写的这个叫自由体。”一次采访间隙，老支书笑着拿出几张单幅字来赏玩。他指着一个“家”字说，“这个字不好写，因为结构不好整。”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家也不好当。”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三三两两聚在麦田里，但凡有外乡人经过，便放下手中的镰刀开始张望。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没等回应，他又抢着回答，“要我说，还是分了地好。你看别的村，爱吃玉米就种玉米，爱吃谷子就种谷子，多自在。你去转悠转悠，周围分地的几个村比我们强多了。南边那个强，北边那个也强。”
说着话，五六个社员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讲开了。
“现在挣工分就3000块，刨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
“如今这集体还不如人民公社呢，过去当队长的带头干。现在他们也不干活儿，就会说‘你干就干，不干滚蛋’。”
正说着起劲儿，记者忽然发现，刚才在麦田里干活儿的人一转眼都不见了。“队长又不来了，都散了呗。”那位30多岁的社员说。说完他也忙着去找带班的人记工分去了。“这就跟放羊一样，得找头羊啊。”
社员们说，七八年前那会儿，人少活儿多，大家多劳多得。现在因为机械化之后活儿少了，劳动力却过剩了。还有些人“两条腿走路的”，又在厂子干，又在田里待着，一天记两份工。现在村里只要是能动的就下地，出来就有工分，劳动力比过去增加了一半。
于是，有生产队长发明了“摸球”。活儿难做，没人肯做，就摸球；活儿好做，人人争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干，摸不到的看。
后来从生产队长到社员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时候，社员们就用脚踩踩，如果连根拔了，下次还拔什么？社员们编了句顺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挣不到分。”
不过，对于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员不像年轻人那样不顾一切。“像我们这样上岁数的人还是待在集体里好。”71岁的社员老高说，“反正出勤就有口饭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也像他这样守在地里，守一辈子。
如今，社员们都在期盼老支书能力挽狂澜，再现这个村庄往日的荣光。却又不免担心，这位已年过九十的老人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
在已经追随了老支书一辈子的老高看来，“目前的困难只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
然而，一个自称“从未见过老支书”的年轻人却在一旁插话了：“一个清朝末年(实则是民国初)出生的人，还能带领我们搞现代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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