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转薪促平衡
- 本报见习记者 陈偲 发自上海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可容忍“红线”，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应该让利，让人们获得更多利益。”汪康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家应该减少城市公用事业费，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根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十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此，汪康懋指出，应该采用混合批地的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批下来的土地中应有30%-40%用于建造保障房，而此前北京所批的5%造平价房的比例太少。
汪康懋同时指出，可以从三方面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首先，将公用事业的费用降下来。比如以上海为例，可以将公交系统的消费价格降低至北京的水平。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收入相对较低的人进行利息补贴。具体而言，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利息率，使之真正享受实惠。再次，可以设置类似其他国家的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同时，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35%的比例投入到相对低收入的家庭中。”
而在奚君羊看来，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可以从“转移致富”入手，由东部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投资。不过，他强调，“在转移致富的时候，转移力度必须控制得当。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过度转移，又将导致东部不公平现象，从而同样降低效率。”
而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是不少人对税收产生“逆调节”的质疑。针对此种现象，有专家指出，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对此，奚君羊指出，“未来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工资、福利等保障，而对高收入群体，对其‘高档消费’提高税收。”
做大收入“蛋糕”
- 本报见习记者 陈偲 发自上海
对于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但由于几方利益博弈，推动的难度将很大。政府不愿降低收入增长的态势，垄断企业不愿意将利润拱手让人，而与之竞争的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愿给居民加薪，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居民。
对此，奚君羊指出，“其实这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共享，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占据垄断利润，这加速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但从基尼系数上看，美国的财富差距较中国缓和不少。”奚君羊指出，从相关数据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收入分配更平均。“所以，加快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据奚君羊介绍，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做大‘蛋糕’。同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切蛋糕’方式，使居民从中吃到更多的‘蛋糕’。”奚君羊指出。
改革时机已到
- 本报见习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早在几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就开始讨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直至今年4月，终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目前确实是对我国收入分配进行改革的时间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牛海鹏教授看来，甚至有一些晚。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金融学者汪康懋同样认为，现在是进行改革的时间点，“白领逃离京沪穗、民工荒现象频发及其他相关事件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大。”
事实上，在对收入分配进行可能的改革前，我国不少省市已经率先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今年以来，自江苏省率先在全国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也陆续进行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
欲速可能不达
- 本报见习记者 黄烨 发自上海
做个假设，如果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对令人满意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且正式实施，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会分走谁的奶酪？
“如果该方案真正产生效果的话，对我国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牛海鹏认为，从现行大家讨论的观点看，收入分配改革引发的结果是工资的上升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继而造成相关行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整个产业链成本的上升，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最终又会影响到整体的就业形势。
不过，牛海鹏也指出，无需过分担心由此引发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造成CPI过快增长情况的发生。“前提是国家相关部门不采取财政赤字的方式，保持整个货币环境的稳定。”
不仅如此，有声音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每一步都将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甚至有专家指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富人和高收入群体，以及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对于这一点，牛海鹏认为，“就垄断行业或企业而言，除了限制其收入外，对其总体影响有限，惟一需要担心的是企业想方设法转嫁成本，这点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考虑。”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设置相关的缓冲机制，暂时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同时，在政府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让税行动。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在“GDP至上”等思想作用下，可能不愿意降低自己收入增长的大好态势。专家称，归根到底，这都要总结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没有这一前提，收入分配改革可能欲速而不达。”
反 方
中国社科院蔡昉：
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没那么糟
“其实我们的收入分配没那么糟，因为这些年就业扩大非常快，劳动力流动非常快。因此收入差距在改善。”蔡昉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对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盆“冷水”。他表示，目前还找不到数据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蔡昉指出，用于计算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人口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但在目前的统计中，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的“相当大部分丢失掉。”根据现有数据，“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
根据他的表述，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2004年是个转折点”，在2004年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2008年增长19%，去年增长16%。但是，这些收入在农村没有被统计到农户收入中，在城市进行住户调查时通常也不会选农民工。
根据蔡昉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增速在全世界是最快的，人均GDP增速是8%左右。近十年，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接近10%，农村略低一点。过去30年总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致同步。
蔡昉强调自己“并不是为了唱反调”。他认为，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是加快劳动力流动，目前流动已很正常。但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带来相应的身份变化，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此外，蔡昉还对工资上涨引发的通胀表示担忧。他认为，如果工资继续上涨，正常的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以致经济过热，“早有声音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
在蔡昉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扩大就业，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 （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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