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都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
“中国不高兴”是所谓“投机”还是“建言献策”,它是否就能够代表第二次“中国可以说不”浪潮?或许这些都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崛起的中国人究竟应该对中西方关系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我不知道
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对于出身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并不陌生。1996年,随着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图书的诞生,“说不”风靡国内,当时的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本。这是一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
张小波等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也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张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张小波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爆发。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极高关注,”作者之一的宋强,自称来自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此后几年里,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