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万元赞助费被《三秦都市报》披露后，陕西省、榆林市公安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据《华商报》报道，目前，榆林市公安局督察部门介入调查，神木县公安局表示，“赞助费”如数退还。

反应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但仔细琢磨《华商报》的报道，这个“反应”更像是“太极”功夫：一是强调了收取“赞助费”的现实必要性，无非“经费紧张”、“案发频繁”之类；二是转移了主体，将主动收取“赞助”转化为被动接受神木县煤焦协会的“集资”，这就好比将被告变成了原告。

两则来自陕西当地媒体的报道出入较大。一个说是大柳塔分局召开的“座谈会”，另一个说是煤焦协会邀请大柳塔分局；一个说分局收了300万元“赞助费”，另一个说协会交了219万元“集资款”。说句心里话，凭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更相信“三秦”的描述。因为整个事件有太多诡异的疑点：一是地点为何选择在内蒙古境内，二是在场干警为何没有一人身着警服，三是为何还要以羊绒衫作回礼？我只能理解为大柳塔分局还知道有羞耻二字，还知道这事见不得太阳。

权力部门向下辖百姓收取“赞助费”的新闻时有耳闻，“大柳塔版”的情节也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在时下矿难频发的语境中，煤老板这个称呼给人太多的联想。好听点的代表了资本，不好听的就是“黑心矿主”的代名词。于是，“大柳塔版”就被时评人解读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在众多的评论中，不是“集体寻租”、“资本赞助”，就是强调“公安沦为金钱的保安”、“公权蜕变为资本奴仆”，甚至连香港媒体的评论也是“自动卖身当打手”。

但我们再仔细揣摩大柳塔分局魏局长所讲的“花钱买平安”这5个字，权力寻租只是选项之一，而更多的可能则是权力勒索和权力敲诈。“三秦”和“华商”的报道都提到魏局长对台下的煤老板们的讲话，魏局长说，“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原则，倡导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期待你们的大力支持。”“期待支持”是什么含义，局长大人开口了，能不支持吗？

公权宣示“花钱买平安”，透出一股抹不掉的匪气甚至流寇气。你花钱了，我保你平安；你要是不出钱，我不仅不保你平安，还可能让你不平安。这一点，本来“出身”就不好的煤老板们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一煤老板当即表态，“保障煤老板人身、利益不受侵犯就要靠公安队伍。”这个“靠”又是什么含义？有主动的投靠，还有被动的依靠，更隐蔽一层的意思则是，我要是不“靠”，你就会找我更多、更大的麻烦。

前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将类似“花钱买平安”的宣示形象又精辟地比喻为“流动匪帮”。他认为，在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里，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各种约束而无法剥夺和侵犯私人权利。而当公权力不受约束地从事自利行为时，公权就形同“匪帮”。“匪帮”只是个比喻，并不是对公权的妖魔化，百姓交税，匪帮治下的臣民交保护费，同一个道理。他还将“匪帮”区分为固定和流动两种。因为存在共容利益，固定匪帮收取保护费后，能够保护臣民免遭杀害和肉体伤害，还提供公共产品。怕就怕流动匪帮，予取予夺，拔光鸡毛，更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奥尔森有点文绉绉，他所说的流动匪帮，东北叫胡子，山东叫响马，直白点说就是流寇。

流寇大多具有末日心态，原因在于权力有一个“有效期”。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员在任时大摆宴席收礼金，临走前突击提拔干部得好处，都是流寇习气，都是想把有效期内的权力兑现为直接利益。而大柳塔分局则以单位的名义公然宣示，你在我的辖区，你就得花钱买平安，同样流寇气十足。当然，以单位的名义，并不排除其中也有私利的成分。陕西方面是得好好查一查。

要强调的是，不管煤老板有多少“原罪”，他们也是公民，既有可能是与权力合谋的不法公民，也有可能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只只撩拨流寇胃口的好肥羊。(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