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强调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呼唤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这是摆在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形成了规模庞大、学科齐全的培养体系，为国家输送了上百万高层次人才。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而创新型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如何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全面、科学、系统地审视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进与提高，加速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

光明日报从今天起推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系列报道，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增添一份动力。

初冬的凛凛寒意，对“高烧”不退的考研丝毫没有影响。

11月14日，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确认的最后一天。近150万考研大军确认参加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研开始进入自1999年研究生扩招以来的第8个年头。

在日益火爆的考研背后，研究生教育质量备受关注。“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在今年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如是说。

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早在5月19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工作会议，充分肯定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取得的明显成就。会议同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把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来。

与此同时，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已悄然启动。

本科化与“学士后”

毫无疑问，关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远不止侯建国一人。

11月7日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学士后教育。”

我国研究生教育自1978年恢复招生起的20余年，规模上一直处于起伏发展的变动过程中。但1999年以后，随着本科生持续扩招，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连年急剧扩张，使我国的研究生规模迅速跨入世界大国行列。198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仅有1.1万人，2006年已达34.4万人，是1982年的30倍。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已为我国的经济社会进步培养了120多万高层次人才。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所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但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中国确实和国外不少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相当一部分的研究生还达不到优秀本科生的水平”，许纪霖说，“许多优秀本科生要么出国，要么就业，考进来的一小部分研究生，在他们上本科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死记硬背对付考研了，根本没作好研究生教育的准备。进来之后，我们要给他们补本科的课，要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这个阶段需要两年左右。”他接着说：“他们没达到研究生应有的水平，但又拿到了学士学位，我只好说他们是‘学士后’。”由于不少研究生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导师不得不给研究生补上本科生课程。以西部某个省属大学为例，去年招的两年制研究生中，有少部分还得补本科的基础课程，有的得集中一两个月时间补，有的虽不用集中时间补，但得在课堂上穿插着补。这样补的结果，一些真正具有研究生水准的学生就觉得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没多少差别了。有关专家认为，这种情况绝非个别。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学飞教授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中，研究生质量并没有想象中的下滑。随着教学科研条件的改善，教师队伍质量的提升，这些名校研究生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有明显的接近。他认为社会上关于研究生质量下滑的看法有失偏颇，可能是少数新增硕士点扩招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

今年上半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出版，陈学飞是这一报告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他主持的课题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57.8%的硕士生导师和52.7%的研究生院负责人认为研究生质量有所下降。高校的领导和研究生院（部、处）负责人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无论是本科化趋势还是“学士后”教育，都是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敲响的警钟。在北京、上海，一些名校导师公开宣称，自己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要不要“研究”

像潮水一样涌向考研独木桥的学生大军，不是每个人都是奔着“研究”学术而去的。“工作缓期两（三）年执行”是他们中许多人内心的痛楚，就业压力让他们难以潜心“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另一个调查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调查发现，学生攻读研究生动机多样化，除了追求学术之外，相当多的学生把读研作为改善生活环境或者逃避就业压力的途径。硕士研究生中带有非学术目的读研的比例达到38.5%，其中逃避就业压力的比例占22.5%，其他目的的比例占16%。这些非学术研究的动机导致部分研究生把求学作为跳板或者逃避所，缺乏刻苦钻研的动力。

“我想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的史秋衡教授认为，“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只是一个过渡学位，两年制的硕士生很常见，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专注于学术研究，只有少部分接着读博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此前也曾表示，清华将在今后逐步减少研究型的硕士生。

许纪霖说：“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一刀切，并不区分应用型和研究型的硕士培养。而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高不成，低不就，既不适应研究型也不适应应用型。”

这无疑是现在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种尴尬。如果定位于研究型，就要强调学术创新和学术独立，就要强调导师的“言传身教”；如果定位于应用型，当前部分新增硕士点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硬件条件。在某些大学看来，研究生数量多是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前提，因此它们强调学位点数和招生人数，极力追求规模的扩大。要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至少应该改变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即使是应用型的研究生，也并非不要创造性，也并非不要学术研究。”史秋衡说。

读研的“围城”之惑

10年前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颜先生回忆说，那时他的导师总共只有3个硕士生，对师兄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每周去一次导师家，谈生活也谈学习。他的硕士论文，提纲三改、草稿五易。他说：“当年我们对导师是又敬又怕。”

但十年后的研究生对导师就不一定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一些人读研三年，见不到几次导师，更遑论让导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了。而导师是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研究生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水平和在指导过程中的付出程度。

据有关统计，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数为16人，其中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在30人以上。史秋衡认为，认真指导一篇硕士论文，最少要花半个月时间，二三十人的论文，导师怎么看得过来？更何况大多数导师还带着博士，指导博士论文的时间远多于指导硕士论文。于是乎，在一些大学，大师兄带师弟，师弟再带小师弟，已成惯例。许多导师过了很久依然叫不全自己学生的名字，师徒形同陌路。

经过多少挑灯夜战，小杜终于从外地考入北京某著名高校读研。兴奋不已的她一入校心情就立刻跌落谷底：她这个班级共有50多人，比本科时的人数还多。一个导师带十几名研究生，平时根本没有给自己学生上小课的机会。一些同学认为，学校的研究生水平还不如本科生，跨专业的研究生半路出家，没有本科生那么扎实的功底；同专业的研究生所学课程与本科基本雷同，学校规定可以免修这些课程，这样，大多数课程免修之后，可以上的课程所剩无几，于是很多人在寝室打游戏、睡觉、出去打工，研究生就像没读一样。“读研到底值不值?”这成了一些研究生的困惑。

上海某校的一些研究生,三年没上过一次小课；广州某所高校,研究生基本上没有二十人以下的课堂,选课人数少的课还会被砍掉。“现在某些大学，研究生人数已多于本科。”许纪霖说,“100多人的梯形教室，坐滿了听课的研究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倾向，降低了研究生教育的层次，阻碍了研究生教育中创新力培养的分量，这一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11月10日对记者说：“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速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重视提高研究生本身的质量，更要重视提高研究生导师的质量。”（记者 杨荣 余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