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邢占军非常年轻，学术青年的样子。去年，他五年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一本书，叫《测量幸福》，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本，但仅过四个月，该书就被重印。那时，他还不够有名。但现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突然成了热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都要采访他，或者约稿。几个城市正力邀他参加政府的高层论坛。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都源于他那曾经“冷清”的学术研究领域——测量人的主观幸福感。因为，目前在这个领域所能找到的学术专家，全国没有几个人。

热点的爆发，始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人均GDP等硬指标已经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他们即将推出一些软指标，来适应各方面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需求。其中，“幸福指数”一词，将邢占军带到了公众面前。

从学术研究，一跃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热门顾问，邢占军还不太适应——但终究会适应。在国家统计局宣布此决定之后，已经有数个城市声称，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至少，他们希望把“GDP崇拜”这个帽子掀去，因为它与“和谐社会”不太匹配。

但局面却正在变得复杂。有关“幸福指数”的测量标准，学术界争议不断，地方政府无所适从。针对测量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质疑几乎从未停止。

国家统计局新闻处处长张英香说，一切都还在探讨阶段，不过指日可待。但无法预计的是，由官方公布的幸福测量标准，是否会再次成为一场争议的开始。

幸福政治观

从个人兴趣到学术研究，直至最近的政府主导，邢占军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幸福指数在中国的演变。甚至，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在改革期间，政府执政理念的一种变迁。

1993年，邢占军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硕士。在从事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时，他第一次接触到“生活满意感”——现在，这已经成为幸福指数公认的首要测量内容。

但此时，对旁人的快乐或者幸福，他还只是持有兴趣。10年之后，邢占军博士毕业。他的学术论文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他试图编制一套测量幸福的工具。但这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政府并未介入。

在当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很少，而且大多只是将国外一些类似研究进行一些简单重复。所用的测量工具都来自国外，甚至大多都没有经过必要的修订。邢占军认为，在这个领域，他可以有所作为。

2004年，邢占军去了美国。在费城举办的第六次全球生活质量大会上，他见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迪纳。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国际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有过接触。但那一次见面之后，邢占军意识到幸福指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爱德华·迪纳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国民幸福指数”。他和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指数可以和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而事实上，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报道称之为“幸福政治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国民幸福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

而动静闹得最大的则是英国。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作“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他们希望多年之后，这个指数可以同GDP一样重要。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他们的问题是，如果GDP和民众幸福感之间没有关联，为什么政府还要致力于提高GDP？这也是经济学家参与此讨论的理由之一。在此之前，幸福指数研究大多只停留于心理学领域。

这一切都让邢占军认识到，幸福指数在中国还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在GDP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中国民众是否感到越来越幸福？政府在当年的决策，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至少，邢占军认为政府应该重视幸福指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地方政府应该从对GDP的盲目崇拜中醒悟过来，寻找新的路径。而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行动。

2005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委托深圳市社科院制定一套文明创建工作评价体系。社科院为此新制定了一套“城市文明指数”，“幸福指数”列属其中。如今，这套指数已经提交给市政府，作为他们评价当地社会和谐程度的参考依据。

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消息称，他们准备在9月底发布北京市幸福指数的测量标准。事实上，在国家统计局宣布即将推出幸福指数之后，各省市的政府已经纷纷响应。

几天之后，邢占军将前往杭州。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高层论坛正等着他参与。

无根的测量

直到如今，邢占军也不敢说，他制定的幸福测量工具就是完善而没有瑕疵的。事实上，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在学术界，此领域的专家，几乎都可以拿出自己独有的看法。

而测量工具的不同，将导致各地的幸福指数只能局限在当地。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说，无论如何，幸福指数都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测量结果。

今年7月，英国一个名叫“新经济基金”的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数》报告。中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排在31位、108位和150位。同月，英国莱斯彻特大学也推出了一个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表，但三个国家的排名却是82位、41位和23位。

评价体系的不同，导致结果千差万别。事实上，仅在中国内地，已出现各种版本的幸福感排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曾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北京、上海、杭州等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杭州排列第一。

但乐正认为，这个排名所依靠的测量工具太简单。他的测量系统选定了20个项目，而更复杂的是邢占军的测量系统——一套有54个项目的测量工具。今年，他把它缩减为40个项目。

如何确定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几乎从未停止过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任何测评方在公布一种幸福感排名或者幸福指数时，必须注明自己采用了何种评价体系。

但是，学者们依然试图寻求一种共通的测量工具。邢占军认为，许多幸福感测量体系给人们一种“无根感”。他说，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结论尤其令人费解，人们有理由知道，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研究者却往往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深圳市的测量中，乐正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度。因此，他的观点是“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

乐正设计的《个人幸福测量表》由20个问题构成。大部分都以“您对xxx是否满意”句型为主。他们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发放了1000份问卷。调查对象是18岁以上在深圳工作或生活的常驻人口。

经过一系列复杂计算，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居民的综合幸福指数为63。但是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显得有点突兀。乐正说，此后每年，他们都会做一份类似的调查，从而做出一份幸福指数曲线图。

而在山东，邢占军已经做出了一份曲线图。他认为，幸福感由享有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构成，并可以进一步分解为10个次级评价指标。从2002年开始，他在山东随机抽取1103个人作为常模(一种供比较的标准量数，由标准化样本测试结果计算而来)样组，完成了山东省常模，并制定出一套包含54个项目的测量工具。而100个问题的调查表，采取心理学调查问卷的方式，隐晦的提问。比如，“是否经常为小事生气？是否喜欢穿得与众不同？”

在《测量幸福》一书，邢占军附上了一份“幸福指数量表在我国内地城市居民中的试用报告”。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在个人安全、健康、对政府工作评价和国家安全状况等方面，均处于较高水平，甚至明显高于澳大利亚居民。而对自然环境的评价，则低于后者。

人们无法评价，哪一种测量体系更适合中国人，或者更适合深圳还是山东人。

也正因为如此，邢占军和乐正，都对国家统计局尚未出台的幸福指数测量工具非常期待。

幸福指数的价值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单独的幸福指数并不具有价值。有比较，才有效果。

从2002年开始，邢占军每年都会测量一个幸福指数。五年以后，通过对比，他的研究结论是，当年发生的大事或者政府决策，对民众幸福感影响颇大。

比如，2003年的“非典”曾经让幸福指数下跌；2004年的“神五”发射成功则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2005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民众幸福指数达到了最高点，但2005年下半年，幸福指数却出现了滑落。这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了医改报告。邢占军分析，民生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幸福指数与它们不无关系。2006年上半年，幸福指数又呈上升趋势，则与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邢占军据此认为，幸福指数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政府可以根据指数的变化来调整政策。

有评论因此呼吁，应该将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的考核系统，以此杜绝一些官员对GDP的盲目崇拜。但这种呼声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乐正说，以目前的测量工具，无法将幸福指数的升降与政府的某项具体决策关联起来。他将幸福调查报告提交给市政府之后，也只是希望作为一种参考。他甚至没有将报告的内容公开给深圳市民。

虽然邢占军的山东常模，在幸福指数和政府决策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度。但他仍然认为，除了政策和官员，幸福指数还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不宜纳入政绩考核。

事实上，目前国际上的趋势虽然越来越看重幸福指数的意义，但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指数。他们仍然以非官方的研究机构为主。

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幸福指数大战。评论家们说，这有可能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GDP崇拜”。

不过，幸福指数引起广泛关注，仍然使邢占军感到高兴。他的学术研究每进展一步，他对幸福的理解就越多。“那些看起来非常抽象的感觉，现在都还原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好比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

附：

《个人幸福量表》是用来测量深圳居民个人幸福感的一套问卷。根据构成幸福感的三种感觉，即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测量深圳居民的幸福感。

A类指标：

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和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出行、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

B类指标：

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以及幸福感的时空参照比较(如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地区间的差异)。

C类指标：

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深圳发展之间的关系。

A、B、C三类指标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居民的综合幸福指数。(记者 谢 丁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