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访者同意，北京部分SARS后遗症患者愿意使用真实姓名，并出现个人肖像。

在此，编者向他们表示敬意，并祝愿他们早日康复！

A 如果当初不去住院

2006年5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不远的胡同里，老人们凑成堆，享受着树叶间漏下的点点阳光。拐角的一间平房里，张金萍静静地坐着，闭着眼，想象着阳光抚摸在身上的温暖。

这是一间自建房，挤在胡同里，搁下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就只剩半米的过道了。为了治病，两年前，张金萍一家三口从楼房搬到了这里。

2003年5月，走出非典（SARS）病房的张金萍，每天都要到街上、公园里转转，总觉得看不够眼前的一草一木。寡言少语的丈夫变着花样地给全家做好吃的，刚刚工作的女儿把新拍的艺术照挂到了墙上，生活又恢复到从前，清贫但有滋有味。

半年后，张金萍陆续出现干眼、股骨头坏死、脑梗等病症，遍及全身的疼痛分分秒秒地吞噬着她，治疗的艰辛与无望让她一次次企图以死来解脱。此时家中再遭变故，婆婆突发心脏病需要手术，二十出头的女儿脑瘤手术后落下了偏瘫。看着一夜白头的丈夫，曾天天以泪洗面的张金萍愣是不哭了，也不提自杀的事了。但是她“从没放弃过这个想法”，背着家人，她攒下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眼睛越来越模糊，见不得光。等到看不见的那天我就走，不能再拖累老杨”。

张金萍断绝了所有交往，任由家里的电话铃响。“我不愿意见到以前的同事、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个过得比我好，心里觉得委屈，挺强的一个人怎么就成这样了？”与病友们，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别人都没我毛病多，看到他们恢复得好，我心里不舒服。”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张金萍就只剩下这间小屋。偶尔精神好时，她会架着双拐换换床单、擦擦桌子，更多的时候，她就闭着眼一遍遍地回想，“如果当初不去住院，就不会感染非典；如果当初……”

“医生说我的疼痛一定程度上是心理作用，我也进行过免费的心理咨询，没什么效果。”无法化解的绝望让张金萍变得更加脆弱。提起过去的两年，她的丈夫别过头去，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知道，背着我他一定哭过。我也不想总那么悲观，只是我笑不出来，这个家很久没有人笑过了。”

B 我的怨气深深地藏在心里

虽然日子是“熬着过的”，张金萍至少有一点是幸运的，有一个可以照顾她的家。对54岁的方渤来说，家只是一间装满不幸的空屋子。

3年前非典来时，方家9口均被感染，方渤的老伴没能挺过来。2004年1月，老方还来不及从丧妻之痛中醒过来，就又查出股骨头坏死，同时被确诊的还有他的两个女婿。

“一家五个非典患者住在一起，三个患有股骨头坏死”，二女婿陈波回想起当时，还有些后怕。接连的打击让家里每一个人都变得极为敏感、暴躁，父女之间、夫妻之间、岳父和女婿之间，“能吵的都吵了”。2004年除夕，突然歇斯底里的老方竟和大女儿打了起来，差点闹出人命。“一家人在一起似乎就为了相互折磨”，忍无可忍的陈波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搬出了方家。他说，离婚让他感到解脱，如果再生活在那个家里，说不定有一天会从11层跳下去摔死。5个月后，大女儿也和丈夫离了婚。家散了，老方躲进医院，一住就是两年，即使逢年过节，也不愿回到那间空屋子。2006年2月，老方第二次做置换手术，“别人手术都是家属来签字，我的手术只有自己签。”

5月16日，是老方54岁的生日。一早起来，已经弃拐的老方瘸着腿扫地、拖地，满头大汗地把家收拾了一遍。身体的好转让老方心情舒畅不少，“我希望能自己高兴起来”。中午，病友来给他过生日，话语中不小心触及过去的事，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我们努力高兴，想尽办法分散注意力，但这是一道无法逃脱的网。我的怨气深深地藏在心里，虽然不说，但是无法消除”。

C 这些微妙的心理正常人很难体会

2004年1月18日，龙梅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风很大，龙梅掩饰着内心的震荡，拍着丈夫的肩说，“没关系，塌了我推你。”这一天，丈夫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从这一天起，老汪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生活全乱了。”老汪是个才子，四十出头，工作一直挺顺。出院后，老汪加紧锻炼身体，一个月就回到岗位上。突如其来的诊断摧毁了老汪生活的希望，作为男人，他极力维持着自己不多的自尊。“我不愿当着外人拄拐，实在疼得厉害，也只拄个小拐杖；和爱人去买菜，不能负重，只好空手走在她身边，心里不是滋味；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我不知坐还是不坐。”

“这些微妙的心理是正常人很难体会的。”老汪说。为了更多地了解丈夫，帮助丈夫治病，龙梅四处奔波，想尽了办法。她的苦心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丈夫甚至拒绝和她说话。“我知道他心里苦，碰上这样的事，我也委屈。”龙梅打起精神继续鼓励丈夫积极治疗。对她来说，只要有一点点好转，就值得坚持下去。但丈夫的冷淡，反复不定的情绪，将她的热情一点点浇灭。

日子过得很沉很慢。2006年一个寒冷的早晨，龙梅推开窗，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她知道自己的伤口越裂越大，再也没有力量去抚平丈夫的创伤了。4月4日，他们离婚了。站在马路上，龙梅想起2003年第一次提出离婚时，老汪什么话都没有说，跑到市场上买了几斤肉，龙梅最爱吃腌肉。

离婚后，龙梅并没有离开“家”，仍旧夜以继日地照顾老汪，做饭、敷药，陪着看病。“过些日子，等他的病有些好转，我就走”。龙梅想起两年前对老汪说的话，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种痛像刀一样刻在心里。她说，如果不是非典，离婚会是一种痛快的解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

老汪也曾深深地自责：其实我也不是冲着她，但我心里有怨气，控制不住，只能撒在她身上。这都是心病。

D 心理康复比病痛的治愈更漫长

原北京小汤山医院心理中心主任王择青在2003年就指出，非典患者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必须引导他们向良性方面发展，否则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负性情绪使他们更为关注自己的身体，但这只能使身体状况变得更脆弱；二是将压抑情绪转化攻击性行为，伤害他人；三是性格变得很怪，与社会格格不入。

王择青的担心成了现实，张金萍、方渤、老汪，当然还有更多。

有关方面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03年，关于SARS康复期患者生理及心理状态评价和追踪研究已被纳入国家863计划的重点课题。

李朝东夫妇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接受了心理咨询。“当时刚从医院出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精神压力特别大。有人跟我们说说话，心里好过多了”。那半年，夫妇俩隔几天就骑车去心理医生魏静那儿聊聊，“主要就是填一些调查问卷”。病友中也有不少人接受过类似的心理追访，短的一两次，长的一年，只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两年后，一位患者家属想要找到当年做调查的心理医生，只有到医院挂了80元的专家号。“也许我们只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帮助。”

2006年年初，北京市下发了确诊SARS后遗症患者名单，帮助他们治疗股骨头坏死和肺纤维化。但对这些患者和家属来说，心理康复也许比病痛的治愈更漫长，更艰难。时间并没有抚平他们的怨气，让他们走出阴影；相反，治疗效果的反复、生活的困窘、环境的压力，时时提醒着他们，原来的生活轨迹被彻底改变了。 （郑萍萍）

 ▲2006年3月13日，李朝东接受置换手术，病友都赶来了，在病房外等待结果。从左至右：王立刚、方渤、鲍保琴、鲁小梅、白香兰、裴亚军、齐女士。

▲董静芳（化名）2002年的生活照。

▲2006年5月15日，44岁的董静芳担心过不了几年，满口牙就掉光了。虽然体质大不如前，但她说自己还算幸运，股骨头没有坏死，生活还可以自理。

▲李朝东和妻子鲍保琴都被诊断为股骨头坏死。

▲被各种病痛折磨着，张金萍数次试图放弃生命

▲老方一家六口的幸福生活已被尘封在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