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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传统的“核心外交”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军事国防方面，报告强调“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后盾”，提出要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在外交方面，报告强调外交工作要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报告并分五点论述了中国外交新的“布局”：一是周边外交，提出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周边各种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表示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三是大国外交，强调将加强与各大国的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合作领域，推进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四是多边外交，指出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五是宣誓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强调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一道，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仔细分析报告关于中国外交“布局”的阐述，可以发现其中的先后顺序有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顺序前移到了第二位，超过了“大国外交”，而仅次于“周边外交”，这反映了中国对外工作的新形势与新趋势，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地位快速上升，发展中国家群体既是中国外交的“基础”、“根基”与“归属”，也与中国“发展中大国”的自身定位相吻合，中国应从新的国际战略形势出发，创新开拓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此外，“周边外交”排序第一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其中不乏“麻烦”与挑战。“大国外交”的排序相对后移至第三位，有助于防止中国外交的“唯大国论”与过度看重“大国外交”，大国虽然“关键”，但毕竟只是少数，真正与最终决定世界形势走向的不是少数几个大国，而是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而中国的“大国外交”也将针对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的最新发展态势，更加注重平衡兼顾其中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
三、顺势稳妥推进“大外交”
2012年可谓全球“大转折”之年，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与地区举行大选或换届，国际秩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重组，中国的“大外交”任重道远，宜“稳中求进”。
一要与时俱进，否则不进则退。“与时俱进”的“时”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国际与国内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其次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对外影响力攀越新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与享有的“责、权、利”都将出现新的重要变化，需要对“大外交”加大投入、精心谋划、细心经营。
二要“积极稳妥”应对当前诸多国际与地区热点、难点。2012年的世界很可能是“危机之年”，包括欧债危机、中东北非变局的政治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与社会危机、伊朗核危机、多个国家大选“扎堆”的潜在危机，以及防不胜防的重大天灾危机，面对这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西方大国固守维持“世界主导地位”的过时思维，固执对外干涉成性的强权政治与陈旧做法，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中国声音”与“中国方案”，日前中国外交部就叙利亚危机所发表的“六点主张”应运而生、广受好评，中国建设性与负责任的积极斡旋正是坦荡面对国际危机的充分展现。
三要适时及时调整与发展既有外交方针原则，如国家主权绝对至上、不干涉内政、不结盟等，这其中既有经济全球化与各国深度相互依存、信息化与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各国内政与外交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割等原因，以至个人的权利备受关注、全球治理与国际协商更加紧要，还因为中国经济与人员正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需要予以有效保护。2012年以来已接连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遭绑架、劫持、遇袭死亡、因为安全事故受伤害等多起事件，如苏丹、埃及、巴基斯坦、刚果（布）等，中国需要加大对“走出去”所在国的关注，因为其“内政”关系到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此外，面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态势，中国也需要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战略协调，以共同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公正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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