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大跃进”

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今年5月，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被新华社曝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造城运动的强烈关注。

10年前，当地政府规划在距离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资60亿元兴建新区，迁移县城。就在新城兴建6年、投资1亿多元后，遇到国家宏观调控，集体烂尾开始。各种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随即被废弃在荒芜的山坡上，变成名副其实的鸟巢---鸟粪满地，人迹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这座烂尾城并非个案，实际上是国内之前一波造城运动留下的一笔欠账。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

清水河县谋划造新城时的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政府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财力下，支撑一个无法负担的造城梦?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看来，若将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从规划到烂尾，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大规划”风潮。

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大规划” 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当时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陆大道院士评价，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这种搬家，经常是把政府搬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外，除了新建办公楼，还修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工程浩大。与此同时，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遗留一旁，没人改造。刘霞辉说，这主要因为旧城改造的成本大于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旧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县是这一做法的典型。大建新城的同时，当地老城却出现这样的情景：城区只有唯一一条自西向东的主干道，且非常狭窄，一些地段仅能容两辆汽车并排经过。10年间，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县城面貌有变化，还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如今，清水河县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新城已成为大跃进“遗址”。然而“大规划”、“大手笔”仍在国内许多地区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庆传出“将投入1770亿元进行城市改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