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如今董金狮的起诉已经被正式立案，估计4月就会进入审理阶段，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每一个消费者或许都希
望能够有所突破。
字幕提示：
2001年6月26日《东方时空》
主持人(张羽)：
从1995年首次打响白色污染消灭战，到1999年国家正式发出封杀令，我们与白色餐盒做了多年的斗争。这期间国家不断地三令五申，可是白色的发泡餐具还是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我们一起走过了新世纪。
解说：
这是2001年《东方时空》的报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污染，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下令要求各地的餐饮业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
当时的董金狮开始投入全部精力研发推广环保餐盒，但结果是，直到今天，他还是不得不面对假冒品的泛滥。
董金狮：
像这样的一个盒，大概要七八分钱，而一个这样的合格的，就这样的打包盒大概需要两毛钱，你想想这个比这个要贵一倍，那么好多的经营者在利益面前，可能法律就变得很脆弱了，甚至道德和良心都变得很不值钱了。
解说：
十年来，董金狮的技术推广成了泡影，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为了这个让他触目惊心的餐盒市场局面，他想到联合政府和媒体一起进行伪劣餐盒的打架。他自己偷偷做暗访，向媒体举报，找政府反映。
董金狮：
当时我掉着眼泪跟大家说，我说大家相信我，两三年肯定我把这滥餐盒给打没了。我想有政府，有媒体，我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我想毕竟有这么多资源可以利用的，结果没想到，打的过程中，越打情况越复杂，品种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解说：
两三年解决的雄心并没有变成现实，就在暗访的同时，董金狮发现，在劣质餐盒之中，发泡餐盒依然身在其中。
字幕提示：2005年12月6日《东方时空》
解说：
一进车间就闻见一股刺鼻的石灰味，昏暗的灯光下，只见车间里两条一次性快餐盒生产线正在忙碌的生产。
董金狮：
你看这盒特别软，你看这盒，你看，这盒，看这蜡，一折有白印，轻轻一撕就裂，闻一股味道。
解说：
一次由举报而进行的检查，让人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现场。当时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国家监督抽查，抽样合格率2002年为52%，2003年对河北省抽查合格率为43%，2004年对北京市场抽查，合格率仅为40%。
与此同时，董金狮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打击劣质餐盒的行动，但是结果却让他失望。
董金狮：
比如说工商局、质监局也进行过多次的配合，也就是说我们反映、举报，他们去查，但是往往是前脚走，后脚就生产了，或者是罚款罚一点款，起不到震慑作用。
解说：
每年消耗一次性餐盒150亿个，合格率还不到一半。这是作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身份的董金狮向媒体提供的最新数字。
面对今天的状况，媒体在2005年报道中使用的标题今天仍然是现实，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主持人：
我们再继续连线董金狮先生，董先生，我们看到您正在跟这两家餐馆打公司，据您最乐观的估计，判决以后，会对于一次性有毒餐盒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董金狮：
我认为首先老百姓可能知道，餐盒并不像我们想像那么安全，特别是打着环保餐盒，降解餐盒，可能不是我们想像的真正的环保和降解。
第二个，连锁饭店，包括各大餐饮企业，可能会引起重视，他们在采购餐盒的时候，可能就会小心，要索取票证。但是从根本上我认为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
主持人：
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生产有毒一次性餐盒那一端？
董金狮：
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有些企业可能从白天生产变为晚上生产，从公开生产变为隐蔽生产，他的包装箱，或者各种标识可能会变得更加隐蔽。但是要杜绝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
另外我想了解一下，您是否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数字，生产不合格一次性餐盒这些企业，占到全部这类生产企业的多少比例？
董金狮：
从企业数目上来讲，目前已经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经有一千多家了，但是这些企业生产餐盒的塑料加在一起有一百多亿支，可是他们的餐盒大部分卖不动，而在市场上真正生产劣质餐盒，包括发泡餐盒企业数目前有三百多家，三百多家里边，他的产品数量大，因为他便宜，市场占有率高。也就是说，少数的合格餐盒掌握在多数企业的手头，而不合格餐盒掌握在少数企业的手里。所以这样从市场上来看，真正的不合格餐盒占了主体。
主持人：
好的，谢谢董先生您给我们提供这么些数字。王教授我听完了董先生打官司，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可行，如果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像董先生那样，我在一家饭馆里边吃饭，我看到不合格的餐盒，我就把这家饭馆告上去。您觉得这个解决不解决问题？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而且你知道董先生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这里面可能还带有某种公益性的这样一个性质，他想有一种信息的释放，让大家来关注。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诉讼的成本，取证的困难，其实都让大家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主持人：
刚才董先生说了，有少数的企业在生产大量的，而且不合格的餐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监管这个源头？
王锡锌：
我觉得其实首先就出在一个监管体制。应该说是一个整体，首先从监管体制来说，如果说是无序的进入，这个无序就造成大量的数量，数量本身带来了监管的高成本。所以首先应该是门槛准入，必须比如说通过要有规模，要有一定的生产的资质，特别是卫生方面的资质，所以在源头上就要卡住他。另外源头一旦卡住以后，集中监管，可能就变得更加容易一点。第三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公众的举报比诉讼更有效。
卫生部在去年就发布一个通知，它说我们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包装餐盒举报电话，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至少我还不知道，这个举报电话到底是多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举报电话，那很显然比打官司要经济得多，要有效得多。
主持人：
刚才看那个短片里面我注意一个数字，一个是《东方时空》2001年在关注这个问题，在2001年时候就说我们已经关注多年了，到今天我们似乎说的还是同一个问题。您觉得靠举报电话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王锡锌：
我觉得这里面首先是一个长效的监管体制。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关注，但关注了以后为什么没用，因为都是运动式的，媒体曝一下光，然后监管的部门，大家来做一次临时性的清理，但清理了以后怎么样，没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显然你这次清理了，就像董先生说的，白天我不做了，晚上我继续做，今天我不做了，明天我继续做，这其实表明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监管的，真正有效性是缺失的。
主持人：
王教授您看准入，怎么应该去准入？对一个一次性饭盒准入怎么应该弄？
王锡锌：
假如我们把餐盒和食品放到同样监管的重要性的程度来考虑，那我们知道，食品这一块儿国家是实行食品卫生安全的许可证制度的。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一次性餐盒，还有一次性筷子有没有同样的食品卫生的安全许可证，如果有的话，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多高，这就是准入这一块儿。如果说没有这种准入的标准，那我在家里，一个小作坊，搞一台机器，可能我就可以生产餐具，我就可以生产筷子。这样一来，首先源头太乱了，你想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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