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演播室，李教授，刚才您听了石院长对于您的这种信息化的回应之后，您怎么看他这种想法？

李玲：

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他的看法，因为他们那个医院其实就是在创造一种中国模式的医院。第一，它靠规模化，它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医院，薄利多销，所以它能维持运转，他们其实政府的投入更少，就是说它现在运转的非常好，而且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比如它是占30%的药费，老百姓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我把服务费升了以后会不会还是看病贵，药去掉了，服务费又上去了，但是我觉得比如像他的这个例子，政府如果能给它拨20%，那个10%从服务费，就是门诊，还有些服务其他护理费的增加，总的没有变化。

主持人：

还有一个，石院长说，他希望政府把人员的工资还有福利能够出了。

李玲：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投入最应该是人员，因为调动积极性，我觉得这个人最大，人的宝藏。

医师多点执业，尚需配套机制跟进

主持人：

说到人的积极性，我们不妨再关注一点，这次新医改方案中有一个说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要鼓励地方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换句话说就是鼓励医生去走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李玲：

我觉得可能走穴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很多外科医生，他不见得还有一个大手术10几小时以后，还有精力再去做一台手术，我觉得可能他是更多地给医生的自由，自主的选择权利，但是可能这个实施的时候，因为它是试点，可能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的完善，因为我们国家从医生的培养机制，到他后面变成一个单位人的机制，跟国外是有很大差别的，举个例子就是国外培养一个医生，它完全是自己的，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国家在付的，比如美国，一个医生，他的学费可能就是50万美元，我们在北大医学院的学费是很便宜的，相对来说。

那么同时，他进了这个单位以后，其实所有的医疗风险是单位在承担的。美国一个外科医生他一年可能得花20万美金买医疗诉讼的保险，所以他的风险完全是个人承担，所以他多点行医以后，风险他自己承担，我们可能现在都没有这些配套的机制，也就是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怎么能使我们的机制和体制更加完善。

主持人：

您是作为研究者，您深谙里面这一切，但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如果我作为患者来说，我家边上有一个社区医院，我们不去社区医院，是因为没有好大夫，但如果说注册医生能够出来，到这个社区医院来给我们看病的话，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你看又可以增加医生收入，又可以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还可以解决我们患者非常实际的需要，有什么不好呢？

李玲：

就要我刚才说的，当然对一般的内科医生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对于外科医生它就会具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我们现在整个医院的管理体制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主持人：

接下来说到职业注册医生的这种多点执业的问题，我们不妨再连线石院长。石院长，刚才我们在说到医生出去走穴，我们不妨这么比喻，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希望您医院里面的医生到其他医院，比如说社区医院给更多的病人看病吗？

石应康：

应该说这个需要研究和探索。我也是一位医生，我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多点执业可以增加收入，关键是这个收入，如果这个动力仅仅是收入的话，那么这个收入是谁来付费，那一定是在我的单位里面付给我的时间的工作的报酬和我出去做外面的报酬诱惑力更大，收入更高，如果这个付费是老百姓来付费的话，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次医改应该是消除医患对立，促进社会和谐，如果老百姓因为多点执业要多付出一部分费用的话，那可能就跟宗旨有所违背，而且管理上也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研究和探索。

主持人：

我想再说到您个人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大型的公立医院的院长，往往他一身要担当多个职务，比如说他要管理，他本身就是一位医生，就像您一样，在众多的角色里面，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您觉得会把哪个职责从您身上卸掉？

石应康：

我觉得从公益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会把医生和专家的角色卸掉，一心一意做好医院的管理。

主持人：

您觉得这有利于医院的发展。

石应康：

肯定，如果我管理做好了，我可以给我医院的医护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

主持人：

那这是否会更加强调您去经营这个医院的角色？

石应康：

应该说医院确实也存在着怎么样运营管理的问题，可能节支对医院来说更重要。

主持人：

石院长，我有一个对您的问题，刚才我们在演播室说，即便政府全额投入，可能公立医院都会有逐利的这种动力。作为全国最大的公立医院的院长，您心里有没有，当然不是您了，您代表这个医院，有没有逐利的这个动力？

石应康：

应该说我们想的是怎么样让医务人员能够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然后有了这种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我们提供的服务的成本会下降，给老百姓提供的服务能够更好，而且创造的机制是劳动生产力很高，我觉得经营管理可能最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主持人：

好的，谢谢石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