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卫生体制不改，自杀率就不会降低

2007年8月1日上午，上海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单怀海医生正在挂牌门诊。来找他的病人不少，单医生有些骄傲：他认为自己的医院地段很好，交通方便，“不像回龙观医院，在那么远的郊区，你叫别人怎么去？”

半天下来，单怀海大约看了有20多个病人，这样的门诊量和综合性医院相比，非常低。而且他只是每周一、三门诊时稍微忙些，其他时候都很清闲。“在精神科专业，大家一致共认，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率很低。尤其在中国，人们喜欢到综合性医院看病，进精神病院，觉得那是一个烙印。”

这也是单怀海反对回龙观精神病院自杀干预模式的理由之一。他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抑郁的人不喜欢到精神病院门诊，“尽管医院条件很好，医生水平很高。”另外一个理由是中国的自杀特征和国外不一样。“国外研究资料显示自杀的人群中90%是精神障碍，或者有精神疾病，但中国的数据是65%。自杀原因有政治、经济、纠纷、人际关系、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不一定有精神疾病。如果是这些方面原因导致的自杀，你要把人家弄到精神病院去，他肯定不接受。比较而言，西方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少，除了部分邪教的影响，他们主要是精神人格的问题，很适合精神病医院干预模式。”

所以，作为上海自杀研究发起人之一的单怀海，从2003年起就在上海积极推动另外一种自杀干预模式——试图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中心要建在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政府的协调下把各个区的疾病控制中心联合起来。把热线、急诊、门诊、住院配套起来，这样就会大大降低自杀率。”

“近年来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2004年上海市人大会召开前夕，单怀海联络各方面的专家搞了一个联名提议，委托人大代表递交，呼吁组建上海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单怀海把这份提案想得很美好，也看得很重。“当时，北京、成都、南京都有了具体的行动，由地方政府拨款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我们上海做不好，很丢脸。而且上海和北京一样，外来人口比较多，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但是2004年的呼吁没有结果，“2005年我们又提了一次”，组建危机干预中心的事情仍不见动静。据单怀海所掌握的情况是，人大已经交到教育局和卫生局去处理，“当时他们正好人事更换，好多事情比较敏感，就拖下来了。”

对于政府，单怀海始终心怀善意，“他们虽然对讨论自杀存有顾忌，但也不是不做，只是需要时间。”事实上，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开通了心理健康热线64383562，放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每年有十几万的投入，让精神科医生轮流值班。“它的问题是只有一根线，正常时间都很难打进去，到了5点钟还要下班。有人要死，要跳楼，打不通怎么办？”

在单怀海看来，像自杀干预这样的生命热线，必须24小时畅通。他和一些志愿者们开通的三条热线就力图保持畅通的状态，三部座机全部连着手机，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因此有些郁闷，“其实我们也在接电话，但政府给他们钱，却没有效果，浪费。”

“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等到2006年，单怀海意外地看到了机会。“2006年本来是中国卫生管理年，结果搞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年。它将会对中国的医疗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单怀海早就发现，中国精神卫生体制方面的问题，才是我国自杀干预收效甚微的关键。“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中国79%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有58%的人是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农村地区农药太容易获取，是农村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杀预防和救治力量的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农村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自杀预防和对自杀患者进行抢救的技能。“如果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能够真正贯彻执行下去，那么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手段就会大大增加，从而降低全国自杀死亡率。”

“中国的自杀率估计还会上升……”

顺着这个思路，单怀海还仔细分析了中国精神卫生体制的三大症结。一是综合性医院和精神病医院分离。“中国90%的综合医院都没有精神科，精神病院是独立的。真的非常奇怪，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对面就是一个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可两者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在外国是见不到的，在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专业的精神病医院越来越少，它是发展综合性医院，发展综合医学，把精神科作为大科放在综合医院里。”

“我从医20多年，发现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不愿意住进精神病医院，他们甚至对去精神并医院就诊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据国际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有一半以上有自杀想法，其中有20%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单怀海认为，如果抑郁症患者能够得到有效地治疗，肯定会降低中国自杀率。

第二个症结是精神疾病预防工作与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分离。“最明显的证据是中国有疾病控制中心，也有精神疾病控制中心，两者是分离的。像四川有个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还有一个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它设在绵阳。”单怀海认为这样做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显，就是根本就没有把精神卫生当成公共卫生来对待。

第三个症结是第二个分离的延伸，在社区，同样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精神病防治社区服务中心。单怀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从事精神疾病预防工作，“上海做得最好的是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从60年代开始，就实行三级防治，可以查到所有病人的姓名、住址。”可现在的问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精神卫生服务，“这是个很大的欠缺。”

基于这些，单怀海推测，中国的自杀率估计还会上升。“假如还是只依靠大城市来做研究和做点预防，体制不解决、经济问题不改善；农村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不改善，那么自杀率还会上升。”

对自杀者的救助，仅仅救活是不够的

其实要降低自杀率并不是特别困难，单怀海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如果我们有个国家级的自杀预防中心，再有地方一级的预防中心，一定会有作用。首先电话热线，能够帮助想自杀的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因为那些冲动型自杀，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引发，通过疏导很容易解决。而有精神疾病的人，可以早点治疗，像抑郁症患者，吃药和不吃药大不一样，政府可以免费治疗；第二，中心跟110、120联合起来，自杀干预的成功率很高。比如一个人在家里开煤气自杀，110把他救了送到医院，中心派精神科医生介入干预，有病就在医院治疗，没病回家心理治疗，那自杀率就会大大降低。”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十几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并有推广开来的趋势。

但综合性医院的急诊问题成了单怀海最大的牵挂和头疼的事，“我非常不满意急诊室的救助，仅仅是把人救活，醒了后就不管了。假如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不治疗危险性就太大了，他完全可能再次自杀。”从国外经验来看，急诊抢救后的自杀者，必须接受心理治疗。“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专业的要求。”问题是中国整个精神卫生服务人员比例非常低，“美国500个人就有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国家现在有上亿的精神病人，可精神科医生不到两万。”另一方面，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室，急诊科医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的。

单怀海曾经满腔热情地四处自我推荐，想去综合性医院的急诊室当义工，但别人不要，“他们嫌麻烦。”就在记者采访前的几天，上海长海医院44岁的肾科主任自杀。单怀海把这当成一个机会，马上向该院申请去做义工，可院长还是拒绝了他。

面对现实，单怀海评估他的蓝图起码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