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拾荒者在“垃圾山”上捡拾垃圾。

北京市通州区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拾荒者从推土机的轮子边上“抢”出没被压坏的垃圾。

2009年11月29日，北京。

清晨的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大雾弥漫。寒冷的夜色中，前一天残存的垃圾躺在稀软的黑泥里，散发着臭气，表面却覆盖着一层洁白的霜花。一辆大卡车缓缓驶入，停在了填埋场旁边狭窄的土坡上。卡车的后斗上，30岁的谯桂芳和十几个四川同乡坐在一起。他们穿着橘红色的马甲，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乍一看，与普通的环卫工人别无二致。

事实上，这批访客是城市拾荒者。正当垃圾焚烧成为中国公共环境的热门话题时，垃圾处理的另一条出路——垃圾分类的部分承担者拾荒族，却寄居在城市的角落，几乎不被人注意。

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统计，北京大约有17万拾荒者，如果把统计的范围扩大到全国660多个城市，这个数字将达到230万。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组数字是，北京每年产生垃圾700万吨，几乎能够堆出两座半景山，而全国城市的垃圾总量更是高达1.25亿吨。

有人赞扬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将大量的垃圾“变废为宝”；也有人忧虑他们的存在，担心他们影响城市的安全卫生，或者影响垃圾回收的产业链。

谯桂芳可听不懂这些。这位来自四川巴中的女人只知道，在北京捡垃圾能养活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孩子。只是现在，这份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没有我们，这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

就在谯桂芳到来不久，另一辆印着“通州环卫局”的蓝色卡车开了进来。只见它后斗翻起，各种垃圾倾泻而出，在填埋场的地面上堆起了一座小山。谯桂芳等人手脚利索地爬了上去，拨开没用的废品，把能卖钱的瓶瓶罐罐丢进自己背后的小筐子里。

捡了不到半个小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瓶子、包装锅巴的塑料袋，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白色球鞋等垃圾就装满了谯桂芳身后的小筐子。“公司拿四，工人拿六。我们拿大头。”谯桂芳这样计算这些垃圾价值。

相比街头“捡破烂儿的”，谯桂芳算是职业的“正规军”。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两年前，她和丈夫张林通过同乡的介绍，来北京捡垃圾“挣钱”。

“当时，杜老板的老婆跟我是街坊”，张林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捡垃圾挣了大钱。”

张林口中的“杜老板”是公司经理杜茂洲。20年前，杜茂洲来到北京，原本是想淘金，后来却在垃圾场成了一名拾荒者。结果，在这个被称为“肥活儿”的行当里，他捡到了收音机、手表、项链……

杜茂洲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这一年他“亲眼见到”，一位一起捡拾的同乡捡到了两块亚运会金牌。那个时候他坚信捡垃圾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后来，杜茂洲不再满足于“捡”。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雇了一群工人，并且把工人们分成7个小组，分别负责金属、塑料、玻璃、布匹、纸类包装、鞋底胶皮等不同类别的垃圾。

当时，杜茂洲的最高纪录是一年捡了三四千吨垃圾。他总结了不少经验：每逢国家修路，就能捡到很多钢管和橡胶；夏天的饮料瓶子会特别多；逢年过节，工人们更是能捡到许多包装精美的食物、礼品。

1999年，北京市对5个城区的垃圾楼进行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进行分类回收。杜茂洲马上花了6万块钱，承包下了崇文区的23个垃圾楼。

一年后，建设部确定了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垃圾分类率达到50%，但这仅指50%的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箱。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续分选的设施不到位。”一位大型固废转运站站长分析道。据他说，目前北京市具备粗分选能力的垃圾转运站只有两座，日处理能力在3000吨左右。其余1.5万吨垃圾都未加分选，直接进了填埋场。

“没有我们，那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但承包之后，我们不仅给环卫局交了钱，公司自己每年还能挣8万块。”杜茂洲说。后来，他又承包了周围的垃圾填埋场，包括用4万块承包下来的“西田阳填埋场”。

对于谯桂芳、张林夫妇而言，这里挣的钱已经让老家的人“无法想象”了。现在，夫妻俩每人每月都能挣两三千块钱，他们还刚刚在巴中市顶山镇买了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把父母和两个孩子从乡下接了出来。

王维平评价，除了增加个人收入，这些拾荒者的工作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

“每年，拾荒者能够处理掉1／3的生活垃圾。”他拿出计算器，按了几下，“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就要投入272元，因此，拾荒者不仅能够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回收废品节省自然资源，而且每年还能为北京市节省7个亿的财政支出。”

王维平说，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不过，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