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4月及8月,国务院国资委调研小组的两次调研结束后,被定义为“兰州模式”的国企改革还在继续。
7月3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参与第二次调研的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部长王志刚。“兰州国有企业改革成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王志刚说,“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兰州是唯一一个将所有市属企业职工解除国有身份的城市;同时,兰州用一年多的时间迅速完成100多家企业的资产重组,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场改革始于2005年3月2日。其时兰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国企改制大幕拉开。2005年一年,兰州240家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8万名职工解除国有身份,一个原本庞大的群体一夜之间消失;2006年,33家外来投资者被引入,吸收投资40.1亿元;2007年,该市将在进一步规范企业股权结构的基础上,开始重点培育15家企业上市。
在兰州这样一个观念相对落后保守的地区,推行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之大超乎常人想象。以至于兰州市国资委一位干部感喟:“过去的两年半,那真可谓是血雨腥风,波澜壮阔。”
“两个置换”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暴风骤雨的模式,而非其他地方国企改制“逐家逐户”推行的思路,原因很简单。2004年底的兰州国有企业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危急存亡之秋。同时因国有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只能“营造一种改革氛围,整体推进,短期突破。”
“当时240户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47亿元,负债总额103亿元,净资产44亿。除了兰州燃气集团、兰州真空设备厂、佛慈制药集团三家还在赢利,另有不超过10%的企业盈亏相抵之外,其余200多家企业全部处于亏损状态。”兰州市国资委副主任牛成喆说。
“改制前,兰州240家国企共有在册职工83680人,离退休人员45668人,”兰州市国资委社保信访处处长鲁北军说,“由于大部分企业在1995年以后经营状况就开始陷入困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成批的招工了,导致国有企业职工年龄老化。到2004年,35岁以下的国企职工只占全部职工总数的不到20%。”
这些情况也是2004年底兰州市国资委成立以后才摸清楚。
2004年11月17日,兰州市国资委成立;2005年2月,兰州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者是为了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而临时组建的机构,被市委授予国企领导干部临机处置权。市委书记陈宝生任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市长张津梁任第一副组长。
国资委和兰州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简称“国企办”)的成立很快成为这场艰苦战役中的指挥中心。“2004年底以前,兰州市的94户工业企业经委管辖、另外146户商贸流通等行业企业分别由商贸委、粮食局、建工委等不同的政府部门管辖,在国资委成立以前,我们甚至不掌握当时的国有企业资产、人员等数字。待到2004年底兰州市国资委挂牌成立,所有国有企业归口到国资委统一管理后,才统计出兰州的国有企业的各项指标数字。”国企办的副主任彭铖说。
按照改革规划,国企改制第一年完成全市240家国有企业的“两个置换”(国有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第二年完成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第三年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年是内部革命,其实是革旧有观念的命。”兰州市市长助理、国资委主任牛向东这样形容2005年的“两个置换”。“把企业产权搞清、把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解除,是整个改革的第一步。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所以推进难度也最大。”
积弊沉疴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职工与企业存在着无限责任关系。改革第一步即厘清产权,切断企业对职工的无限责任关系。牛向东认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国企,但与中国国企的最大差别在于,它们只有国有的产权,没有国有的职工。”
为了确保一年内完成“两个置换”,2005年底国资委开设“国企改革政务大厅”,将劳动、房管、土地、规划、财政等改制相关部门集中于此,集中地流水线作业。
“那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说是‘5+2’、‘白加黑’,”国资委社保信访处副处长李蜀媛说,“所谓‘5+2’、‘白加黑’,是指我们的工作时间常常是五个工作日加两个休息日,白天加黑夜。”
先后任职于兰州市一毛厂、兰州市经纺局供销公司的程涛,曾负责进行这些企业的改制工作。2005年10月12日他被国资委任命为长新电表厂职工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进驻长新电表厂,完成其破产关门走人的任务。
“全厂将近1000人,分批开了无数次职工大会,还有人不断上访,那时我和工作组成员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甚至通宵达旦,胃病发了,在办公室输液了10天。终于在12月26日完成了职工安置方案所有要件的报批工作。”这位军人出身的40岁男子对记者说,“到最后,连牵头上访的职工都给我送来了热面条。”
两个置换之后,职工从永续性的国有身份变为合同性的雇用身份,企业产权分为国有和职工持有两部分,向来理不清的国企产权归属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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