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红的烦恼就是从推优开始的。
陈红知道自己的女儿虽然在学校里算是拔尖的，“但毕竟那是一所普通学校呀。”因此那些市重点学校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只想能被推优上区重点学校就行。
但面试的时候，陈红发现“绿卡”成了摆在女儿面前最大的障碍。不少学校表示，要先考虑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孩子，再考虑他们这种拿“绿卡”的。
几经周折后，终于有一所离家不远的区重点学校答应录取女儿了，“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在最近几年内把孩子的户口转进来。”陈红说。
女儿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陈红却一蹶不振了：“我就是想不通，我们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上不了那些好学校。”
陈红虽然没逼着女儿学这学那，他们夫妇却为女儿付出了很多。他们本来在家乡有着挺好的工作，丈夫开公司，她自己做翻译。为了女儿他们放弃了一切，来到北京，重新奋斗。现在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给了女儿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现在觉得特别沮丧，不知道奋斗这么多年值不值，不知道自己当初的放弃还有没有价值。”
现在，陈红辞掉了工作，外语专业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逼着女儿学英语，准备过几年就把女儿送出国。
怀疑：
“是我害了孩子吗？”
陈红的病因来自对外部条件的不满，而蒋倩的心病则来自对自己的不满。
“小升初”来临的时候，蒋倩给女儿做了一份自认为很能反映女儿水平的简历，共计两页。简历上除了列出一些硬指标：英语成绩、奥数成绩外，更多的是些“软”成绩：女儿在区里的摄影比赛中获了三等奖，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诗歌作品，女儿代表班级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还有长长的一串女儿曾经阅读的书目，其中包括像《笑林广记》这样的古文书籍。
当她信心满满地把女儿的简历交给面试老师的时候，老师匆匆瞟了一眼说：“把没用的都拿掉，只剩一页就够了。”
“哪些是没用的？”
“就这些。”老师指的正是蒋倩引以为豪的“软”成绩。
“到了关键时刻，所有这些都没用，学校只看外语和奥数成绩。”简历被砍掉的同时，也砍掉了蒋倩对自己和女儿的信心。
一直以来，蒋倩觉得女儿非常优秀，也觉得自己对女儿的教育很成功。蒋倩非常重视拓展女儿的知识面，让她广泛的阅读，并鼓励她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女儿曾经代表自己班级跟外地学校组织手拉手活动，电视台还特意采访过女儿。
“有什么用呢？”蒋倩很悲观。自己眼中女儿的众多优点，在严酷的小升初竞争中都变得无足轻重。
蒋倩开始了深深的自责，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她甚至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没让女儿拥有那些过硬的成绩，是自己不称职才让女儿在竞争中没有了优势。
深深的自责折磨得她异常痛苦，她开始指责女儿：“你但凡有那些硬的东西，我至于这样吗？”但是指责过后她又觉得这也不是孩子的错，于是便再次自责。
就这样在自责和指责的交替折磨中，蒋倩的过敏旧症复发了，同时伴随着心脏的不适。
魔怔：
为别人设计小升初
“我现在最不愿意看见和听见的就是‘小升初’几个字。”蒋倩说。
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小升初”终于还是结束了，很多家长像蒋倩一样，再也不愿意提那段痛苦的日子。
不过金燕除外，她的孩子“小升初”时并没有受太多煎熬，一下就考入一所名校。现在她每逢遇到正在上四年级、五年级的家长朋友，就会不停地介绍经验，帮他们出主意，给不同的孩子设计不同的“小升初”之路。
“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以前我很少这么罗嗦，可是现在有点儿管不住自己，好像不说别人就会走弯路，朋友都说我魔怔了。”金燕说。
其实，金燕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行为也是在排解压力。虽然自己的经历并不像别人那么惨痛，但她也焦虑过，同时也在感受别人的焦虑。有人说“小升初”就是“小高考”，竞争激烈程度甚至强过高考，整个社会都在为此焦虑，更何况身在其中的家长了。
好在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脆弱。
“我现在想想，要不是我整天指责女儿，她也不会那么焦虑。”蒋倩说反而是女儿让她渡过难关。
就在女儿最终确定去向后，蒋倩对女儿说：“如果你觉得委屈，一年后，我再想办法帮你转到一所好学校去。”
“转到那样的学校是你觉得好，我并不觉得好。我就喜欢这里，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目标，我在这一定能学得更好。”女儿的冷静和理性完全出乎蒋倩的意料。
女儿现在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日语特色校，日本首相曾到学校参观过。女儿所说的新目标就是等下次日本首相再来参观时，她能成为那个接待首相的学生代表。
女儿成长了，蒋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进肚子里了。 (记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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