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詹家军”
这支队伍确实最强大
戏称中有厚望有鞭策
羊城晚报：学术圈里，有人称你们是“詹家军”，您怎么看？
詹伯慧：呵呵，这是外界叫起来的，可能是因体育界有个“马家军”吧。这是语言的附会。也确实，我这支队伍在方言学界是公认的，是全国最强的一支。
羊城晚报：不仅体育界有马家军，岳飞的军队也叫“岳家军”，称你们为“詹家军”，是对您的一种肯定。
詹伯慧：无非说这支队伍有一定能量呗！不过我常常提醒学生，人家这样叫，是对你们寄予厚望，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不能辜负社会的期望！
羊城晚报：最近《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上马，由您来统筹，全国六七十岁的方言学家都被请来当顾问，50岁左右的请来当骨干、当编委。开大会时，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四大学会会长都来参加，这样的规格很高啊。
詹伯慧：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方言词典，300万字，集合了全国方言学界两代人的功力。虽然77岁了，但我现在还要“从头越”。我希望在我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家学渊源
靠家学不如靠自己
二世祖太多没希望
羊城晚报：我们常说“家学渊源”，比如您的乡人饶芃子等学者，都是有家学的。您的父亲詹安泰先生，是岭南第一词人。您怎么看家学渊源？
詹伯慧：我老家的祖屋就叫“学文堂”，是我祖父一代留下来的。我们老家饶平县新丰镇的润丰楼前几年被命名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理由之一就因为它的人文传统。这座土楼清代出了四位进士，近代也产生一些名人学者。尽管我们家有“学文”传统。但我认为，做学问不一定非得有家学才行。我父亲是精于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我也喜欢诗词，但我最终没有跟着父亲学诗词。但小时就想，我要学一门在家里学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
羊城晚报：您的意思是，“家学”固然重要，自己的选择与努力更不可缺少？
詹伯慧：对。我学语言学，父亲给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但他认真做学问的文人气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觉得现在不能对学生要求这个(家学渊源)，学生学不好也不应该怪自己没有家学渊源。没有家学也可以出人才，主要都要靠自己。
这些年来，我参政议政，差不多广东每个县都跑遍了。有个问题很触动我：历年高考入学，山区较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考得很优秀。条件越艰苦越发愤图强找出路。但珠三角的企业家很多，其中有不少暴发户，他们的儿女往往不能成才。
羊城晚报：就像一些社会学者说的：“二世祖”太多了？
詹伯慧：对，这个问题很严重。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家那边的想法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人家不少企业家现在发达了，就想到自己读书少再发展很难，于是千方百计地培养儿女，让他们充实提高后再来继承自己。我们这里不是的，家里有钱就对孩子娇生惯养，给他们好的物质享受。孩子们也觉得，爸爸、叔叔他们没读多少书就有钱了，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这是中国最悲哀的事，有钱的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却没有钱！
有钱而又没有文化只能走向愚昧，钱多了做什么用？拿来分给子女，助长了不求上进的“二世祖”作风。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要扭转。太多“二世祖”，国家没有希望。
人生境界
既安且饱又有事业
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羊城晚报：您今年78岁，身体真好！感觉您身上有股“牛”劲，听学生说，您比他们活力还足！
詹伯慧：有人问我，为什么精力这么充沛？我说，世上不公平、不如意的事太多，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要没事总想这些，满肚子牢骚。我常说一句话，“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要相信这个时代。去年那么大的地震、那么大的灾难，我们国家都坚强地顶过来了。现在，我住的还是30多年前盖的老房子，我的学生都住进了新房，有的人想不通：“哎呀，你怎么不住新房子？”我说，我就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生活方式
一点不恐惧现代科技
用十年早离不开电脑
羊城晚报：您做的是传统学问，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很传统，您怎么看待现代科技呢？听说有的老教授挺恐惧现代科技的。
詹伯慧：哈哈，我用电脑已经整十年了。我现在每个礼拜六给香港大学上一次课，礼拜四以前，我就把我的讲义用电脑写好，发伊妹儿给港大，让他们在我上课前先印发给学生。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您是67岁的时候开始学电脑的？
詹伯慧：1998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了一年客座教授。在那里，人家要求很严格，坐班制，我和北大来的客座教授袁行霈也不例外。我们每个教师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电脑，学校里任何通知，包括学生向老师提问题，也包括图书馆借书催还的信息，都通过电脑发过来。如果不懂电脑，图书馆罚了款都不知道，那该多糟！我一到校就请教别的老师先把电脑基本用法学会。很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学习电脑不行，此后我就一直用起电脑来写作和发信了。
善待方言
方言体现地域之“俗”
粤语生命力强绝不消亡
羊城晚报：您是方言专家，研究方言，保护方言，但您同时又在积极推广普通话，这两方面工作有没有矛盾？
詹伯慧：不矛盾，研究方言的人都是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其实，只有研究方言的人才最懂怎样推普啊！推普也是要对症下药的，研究方言才知道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才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举个例子，你向潮州人推广普通话和向广州人推广普通话，方法内容就应该有所不同，向讲湖南话的人推普，又应该有所不同。
羊城晚报：我们做过调查，广州有些新客家，父母都不讲白话，孩子也不会讲；还有的夫妻都是广东人，但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都讲普通话，白话很弱。这样发展下去，很多年后，粤语会不会弱化？也有专家提出“粤语消亡论”，您怎么看？
詹伯慧：粤语绝不会消失，广东人日常生活中都在用，它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比如你到菜市场去，你听听四周都在讲白话。很多外地人来广州，也多少学了些白话，就是因为它实用。入乡随俗，方言正体现了不同地方的“俗”。
语言是社会沟通的工具，推广普通话会为我们增加一种沟通工具，是要让原来只说方言的人学会一种全国通用的社会通用语，是从单语生活过渡到双语社会，1＋1＝2，而不是等于1，这是不会动摇方言的存在基础的。我们建议父母应当有意识地在家里让孩子学讲自己的方言，父辈的方言不能丢，这对孩子发展有好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学习方言，可以帮你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情习俗，使你更快融入这个社会。 文/本报记者 夏杨 孙璇 图/本报记者 何奔 实习生 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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