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

又遇袁家骅钟情方言

会客潮粤诸语有优势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但听说您从中大毕业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方言学研究，您也没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还是和王力先生有关。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们这几个学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国开设方言课程，就是我后来的恩师袁家骅教授开的。王先生对他说，我有个学生，现在在武大，方言基础不错，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从武大到了北大进修。这为我以后搞方言学奠定了基础。我在方言学有较好基础，我在家里同父亲讲客家话，同母亲讲潮州话，又在广州粤语环境里生活，天生有优势嘛！

●在东京大学

贪玩学者玩转日本国

《东瀛游记》证逸兴

羊城晚报：我们一直以为像您这样的大教授肯定很严肃，但翻看您的履历，却发现你很爱“玩”。您当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期间，去过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荐的：1980年，日本东京大学有个中文教师的位子，原来由一个台湾人担任，退休了。田中角荣访华后，中日建交，东京大学决定不再找台湾，想请中国教育部推荐专家过来。教育部于是选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务越重，越要抽时间玩。当时我一个人在东京大学，教五门课，只要礼拜天没事，我就出去玩玩。后来香港文汇报曾敏之先生约我写专栏“东瀛杂记”，我连续写了40多篇，后来武大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首印过万册，1989年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日本面面观》。

●在暨南大学

当官本来便勉为其难

不当一身轻松不失落

羊城晚报：您1983年调到暨大后，马上就当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学校要与世界接轨，新成立文学院与理工学院。那时不像现在，有20多个学院。中文、新闻、历史、外语、社科等都在文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在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是相当副校长的级别。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但当时我是最年轻的教授，又到日本东大做过客座教授，学校领导好说歹说，要我担任文学院院长。我只好勉为其难。

羊城晚报：退休了，不当“官”了之后有没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来就没想当“官”嘛，哪会有什么(失落)？

师生情分

从不忍让学生“放鸽子”

看不惯研究生批量生产

羊城晚报：在您的从教55周年研讨会上，看到您的很多学生、朋友从海内外赶来给你道贺，让人感动。您和学生关系真融洽，在现在大学里，这样的师生关系好像不多见了。

詹伯慧：我2005年才从暨大退休，之前一直带研究生。但1998年我不在国内，停招了一年。为什么要停招？因为我人都不在国内，不能让学生“放鸽子”，我要负责任啊！

我对现在研究生批量生产很看不惯。我从1990年设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生，到2005年，

整整15年，一共只带了29个博士生，平均一年不到两个。在带博士生期间，我也基本上不再招硕士生。我带的研究生不多，每个学生，我都真心对待。我太太常说，你花在学生上的精力远比自己女儿多。我始终认为我必需尽心尽力把学生带出来，能看到他们在学术上成长，是我晚年最愉快的事情！

但现在有些高校存在这样的情况：研究生批量生产。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羊城晚报：这样批量生产，研究生的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您对这个怎么看？

詹伯慧：不好说。我总是感到一种危机，担心我们的研究生质量像鲁迅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和我们老师那一代相比，我们已经深感自己差得太远了，后面的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不敢说。但我们的教育，问题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