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99％以上企业缺工严重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09年，对于珠三角企业来说，情况实在不妙。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为“来料加工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最早受到了冲击，因为无法获得订单，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去工作。突如其来的“民工慌”不但“慌”了农民工，也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高度关注；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纷至沓来的订单又让企业遭遇了“招工难”。从“民工慌”到“民工荒”，这一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以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排头兵的东莞为例。这一年，先是年初时金融危机致60万农民工失业、百万农民工离莞；后是下半年订单恢复，99％以上的企业招工困难，有单不敢接。

日前，继2009年初与年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对珠三角地区“民工慌”与“民工荒”现象进行了调查采访，并给予了报道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再次走进珠三角，对该地区的企业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珠三角“民工荒”调查现状

本报记者 江宜航 王月金

“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早已不是新闻，季节性用工困难一直是存在于该地区的“老大难”问题。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发现，与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但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劳动力优势难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民工短缺时代的到来，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倒闭与转移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企业：招不到员工有单不敢接

门口支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招聘的工种及人数，不时，一个或三五个男女青年上前浏览或到门卫值班室询问一番，旋即转身离去，走向另一家工厂。

这是2009年12月中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广东东莞厚街、长安、高等镇采访时，经常看到的场景。在订单回升的背景下，包括东莞在内的几乎所有珠三角企业都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再现珠三角。

“最红火时，公司有7000多名员工，而目前加上已经转型的另外一家工厂，包括公司新招的当地4050灵活就业人员，员工总数还不到1000人。”2009年12月17日上午，在位于东莞市高镇的东莞泰富电子有限公司，助理经理莫炽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招不到员工，公司有订单也不敢接。

据他介绍，泰富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电话制造商，生产的有绳及无绳电话等电讯产品全部销往海外市场。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公司订单大幅减少，最困难时，曾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一个订单。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公司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员工，至2009年3月，整个公司只剩下不到300人。

然而，从8月份开始，泰富公司中断了半年多的订单又逐渐“飞”了回来，至10月份，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被公司辞退返乡，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招工，也无法把用工的缺口补上。

在东莞，缺工的不仅仅是泰富公司，也不仅仅存在于电子行业和高镇。同一天，在厚街工业园区，浩成鞋业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杨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根据他的了解，目前东莞的制造企业，只要还在开工的，至少99％以上的企业都缺工严重。

“劳动力市场根本就没有人了。”据他介绍，从2009年9月份以来，公司不但在工厂门口设立了招工海报招聘员工，同时还委托了当地的多家劳务中介机构为公司招聘员工，甚至还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远赴陕西、甘肃等边远地区招工，但“收效甚微”。

在东莞某人力市场不久前举办的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上，480家企业进场招人，招聘岗位达11000多个，而求职人数仅为4100多人，用工缺口超过一半。

来自广东省玩具行业协会近期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同样显示，目前广东玩具行业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招工难”情况，普遍缺口在10％—30％，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

巨大的用工缺口，让珠三角企业急得团团转。东莞厚街一家鞋业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最高峰时公司有1万多名员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订单长期低迷，公司陆续辞退了近万名员工。然而，当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时，却面临着近万名员工的巨大缺口。在此情况下，公司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根据该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凤岗、常平、塘厦、高、石碣等7个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

“从各镇统计的入场招工企业累计需求岗位来看，企业用工难呈逐月加大趋势。”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7月份，7镇累计需求岗位111742个，比6月份增长45％，求人倍率平均为1．38；进入8月份，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98145个，平均求人倍率上升为1．55；而9月份前两周，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53118个，平均求人倍率则上升到1．64。

民工：跳槽好时机

仅仅上了一天班，小朱就辞去了刚获得的工作。

2009年12月17日下午14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见到朱如成时，是在厚街浩成鞋业公司的大门口，其时，他正在该公司门口的招工牌前认真浏览上面的招工信息。此前，他在该镇一家服装企业应聘时，正好与前去采访的本报记者相遇。

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他再次来到了东莞，并在同伴的介绍下，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

“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对记者说，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

他这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约需320元左右；此外，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他说。

“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他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前不久，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其中，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有70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139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还遇见了分别来自湖北的小玲和江西的小艾等3个女孩子，她们也在10天前辞去了原来在鞋厂的工作，结伴出来想找一份“上班时间短些、工作环境好些、福利待遇优些”的工作。

她们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几乎所有东莞企业都在大喊缺工人、招工难，但工资待遇并没有相应提高。从她们近一个星期在东莞多家企业的求职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的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这正是2008年4月1日东莞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并没有让东莞企业增加员工工资。

这与记者在东莞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根据本报记者对该市厚街、长安、高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位于高镇的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

“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对记者说，在她老家，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并不比这边低，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她告诉记者，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彻底告别珠三角。

事实上，不仅是在东莞，在记者采访的珠三角多个地区，到处都有小朱与小艾们的身影。

12月22日，在记者入住的某连锁酒店广州流花店，来自江西九江瑞昌的黄琴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是3天前到该酒店上班的，此前一直在珠三角多个地区的服装、电子等制造业工厂打工，先后从事过服装缝纫和电子装配等多种工作，特别辛苦不说，还挣不到钱。

她说，在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东莞企业给予员工的底薪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在她此前所打工的中山电子厂，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70元支付员工工资，而且企业还不包吃住。即使每天加班，每个月也只能挣到1500元左右，这让她感到生存艰难。

“而服务业就不一样了，一般底薪都在1200元以上，公司还给予安排食宿、交纳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她对记者说，以她目前所服务的酒店为例，酒店给予她们的实习期是2个月，实习期间的底薪为1200元，实习期满后，如果被酒店正式录用，第一个月的底薪就将达到1600元，并可享受每月4天以上的带薪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