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2010年将会是倍受考验的一年。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2009年天量信贷投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头号功臣”。而这种史无前例的高速信贷投放也导致了通胀预期、资产泡沫、资产质量等风险。
“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货币政策是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其次是经济增长，第三是就业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2月22日在出席“2009中国金融论坛”时详细地阐释了货币政策。不过，从执行层面来讲，货币政策的目标之间本身便存在冲突，必须进行取舍。
2010年信贷增长规模保持多少较为合理？在结构调整已成共识的情况下，信贷投放的重点将向哪些领域倾斜？在通胀预期逐渐抬头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如何在灵活性上做文章，从而既管理好通胀预期、防范潜在风险，又不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这正是本期金融圆桌所要探讨的问题。
记者 唐真龙 石贝贝
一、回头看天量信贷“功过”
上海证券报：2009年中国新增信贷创下历史纪录，同时中国M2增速远超中国名义GDP增速，也远超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M2增速。天量信贷投放对于中国经济走出危机起到何种作用？
张立群：今年上半年信贷的超常增长有一个“补课”的因素，我觉得2009年的信贷投放不会在明年造成很明显的投资过热。因为今年的信贷投放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整个信贷增长已经明显恢复正常了。
比如说从今年七月份以后，新增贷款的增长速度明显走稳，从明年的发展来看，这种情况会继续。今年上半年信贷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整个银行业的信贷收紧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额度管制的方式，对于整个贷款的增长是一个刚性的约束。当货币政策调整以后，一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信贷业务就开始很快地增长起来。伴随这种增长的条件也比较好，包括政府的投资项目推出的比较集中、房地产的需求扩大得比较快，所以今年上半年信贷的增长包含了一种补课的因素在里面。
下半年整个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和期望值就已经大体相当了，特别是现在银行存贷款的利差还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增长就开始在贷款的安全和资金收益上进行权衡。下半年政府投资项目的推出速度在减慢，房地产需求也逐步走稳，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贷款的增长开始恢复正常。
杨涛：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对于促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投资拉动GDP增速高达7.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90%。应该说，在投资迅速增长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银行信贷高增长所支撑的。因此，客观来讲，本轮经济复苏是建立在信贷扩张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在银行业的信贷扩张背后，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例如，一是在本轮刺激投资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政府资金带动信贷资金进入投资，而民间资金却并不积极。而这其中银行信贷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则是重要因素之一。二是虽然政府不断强调要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小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由于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体，这也制约了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的作用。三是就行业来看，更多集中于制造业、交通运输、房地产等传统领域，对“三农”、服务业、新兴产业的支持则相对较弱。四是从地区来看，仍然是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则支持不足。
马骏：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今年中国大量信贷投放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保八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为了恢复信心、逆转经济下滑的势头，政府今年也加大了投资。但是，信贷和货币投放也出现了规模过大、高速增长持续时间过长的问题，从而产生风险通胀预期、资产泡沫、资产质量等风险。
过度的货币信贷增长在经过一段时滞之后，必然导致通胀。历史数据显示，货币M2和信贷增长速度如果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5个百分点左右，CPI上涨幅度一般在可控范围内。但目前M2的同比增幅超过今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信贷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27个百分点，表明国内流动性明显过剩。
王庆：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是应对危机的做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中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表现为信贷规模的大幅度扩张。这主要是因为在外需突然严重萎缩、急需内需支持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信贷支持。而在外需比较强劲的情况下，则是不太需要国内资金支持的。在面临危机冲击的非常时刻，我国政府就采取了非常的政策。现在看来，这个政策也是比较成功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出口和工业生产降幅低于其他国家；纵向比较而言，中国并没有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时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进而形成企业间三角债等问题。这些都与我们的货币政策相关。
尽管市场上对于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些“事后诸葛亮”、“叶公好龙”似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在危机时刻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待到我们逐步度过危机时刻，我国货币政策也需要慢慢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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