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失衡是长期性的全球问题

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长期的全球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动就业增长。上个10 年，经济的增长主要反映为生产力增长，而非就业增长。世界生产力增长26%，全球就业增长的数量仅有16.6%。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失业率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何他们的政策总是围绕降低失业率这一目标展开？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相对来讲这是有质量的增长。比较而言，我国的高增长的GDP当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资本贡献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业的增长？如果GDP增长的发展红利有可能不被大众所拥有，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一种无效的增长。

三、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

事实上，眼下中国就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经济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的双重挑战，也就是说，周期性衰退要求中国经济“保增长”，而结构性困境需要中国经济“促转型”。当前的就业危机表明，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是反就业危机的根本所在。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危机

根据克拉克和库兹涅茨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 不同的产业由于其技术构成和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 致使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不同, 因而, 必然影响和决定着劳动就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多国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世界其他国家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都是不断变小的，说明了这两个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经验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三个产业结构偏差大于其他国家，并且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偏差越大。

中国的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劳动就业的困难所在：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目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如印度的50%占比，更与发达国家美国80%的占比差距甚远。

此外，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中国的统计分析也表明，这些新兴产业正是我国就业弹性大的产业。但是我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仍然发育不足。所以，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矛盾也是影响我国劳动就业的重要原因。

（二）劳动力结构与就业危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直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出现结构性失业的趋势，应该说，即使没有这次危机，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将是未来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我国就业市场的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通劳动力则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压力促使产业升级转型，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这必然会导致传统经济模式的就业空间萎缩，并贯彻于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事实上，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者上百家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原来的就业机会，成为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十一五”期间，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但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将有1.2亿以上，如果这样庞大的就业大军不能很好的被吸纳，将会延缓产业升级转移的步伐。

（三）教育结构与就业危机

我们的教育结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我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生产市场（教育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传统。此外，从学校来讲，专业设置，招生规模都要听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安排。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用人单位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大学生相对应的“技术型人才”、“高端人才”却因产业“档次”不高而需求不足，技术开发、创新产业、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并没有以大学扩招的速度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高技能和复合型技能人才也不能得到满足，而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产业发展和人才供应之间出现了供求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