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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重视农民就业问题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8 年 1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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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在65次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起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与城乡一体化”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党国英:

先生们,女士们,下午好!

大家手里面的论文集没有我的论文,因为没有时间来得及写,我会提出一个大家可能会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央刚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一体化。但是这个文件当中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大家看哪一句话提到一体化的目标呢?2020年讲到六大任务,只说到2020年的体制和机制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要初步建立,但是没有说怎么样才实现了一体化。我们作为研究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我们是不是要尝试定义一下。不说体制机制,而说比较硬的东西,起码城乡收入差距要比较接近,农村的和城市的公共服务比较接近,这两个指标实现了,我们就说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就实现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从目前的社会关系状况来看,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几乎没有可能性。比如说中央提的六大任务当中有一条说2020年农民收入要翻一番,大家想农民收入要翻一番。根据目前情况看,城市收入肯定要翻一番还要多,这样城乡收入差距又要扩大,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有人说,目前条件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我们改变一下条件是不是就有可能?那当然。可是学者目前讨论的,以及中央提到的,都没有去抓准改变条件的问题。

在目前条件下,种粮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可能也不应该达到城市平均水平,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可能也不应该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最近调查,在技术不变、基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就是现在的一般技术,不是说东北的大规模耕作,平原地区农民种粮一户农民大概能种50亩地,山区大体上能种12亩地,我刚从贵州和中条山两个地方看,得到的数据都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纯收入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最多能种50亩地。不用我在这儿算帐大家都知道,他的收入水平能够达到什么样子。收入是很低的。

为什么收入很低,再进一步分析,我这两年总爱讲一句话,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种粮农民的劳动时间基本上是城市职工平均劳动时间的十分之一,而今天上午从会议上得到的情况,个人可支配收入加上公共的收入才差了6倍,而我看到劳动时间的差距是10倍。这里面就有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行业劳动者的就业非常不充分,你要他收入达到城市的平均水平,让他享有公共服务的水准跟城市一样,那怎么可能?我还做过一些其他的计算。

我把我的观点用几句话交代清楚,说到这个地方我要强调,我不是反对我们搞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强调我们要为农民的权利说话,不是强调为农民的钱袋子说话。我们恐怕更要强调制度。关键是就业问题,我们要让农民忙起来,不能让农民闲。我在农村调查发现一个基本的东西,农民的收入水准和农民的忙不忙,和农民的劳动时间完全成正比。比如说种菜农民,种两棚蔬菜一家人一年四季可以忙个不停,两棚蔬菜投入基本上两万块钱,利息收入比如说两千块钱,可是农民收入是两万块钱,甚至更多,利息收入仅仅是两千块钱。且不说地租收入,其他的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农民收入不是都低,有一些农民收入很高的,高在他的劳动时间长。至于有些人说有些农民可以挣十几万,这是在不充分竞争下的一个表现。前两年我在贵州调查,竹笋最高的价格可以达到上千块钱一公斤,现在是150块钱。竞争展开以后,农民要以劳改密集型为主挣的钱很不容易,基本上就是一个辛苦钱。最后还是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农民的劳动收入成正比。

我们单说城乡收入差距要缩小的话,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让农民忙起来。如何忙起来,我做了一些测算。现在大概是1.6亿户种粮农民。我自己分析,如果说我们政策调整的话,1亿户农民现在就可以让他脱离农业,当然现在不是说马上,可以1到2年,2到3年;。其它的6千万还可以让他减少,如果按2%的速度减少,到2045年一户农民平均耕种面临可以接近50亩地。

现在问题是城市能不能容纳那么多人?很多人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央的文件为什么没有明确讲这个事情,很大的顾虑就是怀疑城市的容纳能力的问题。我想强调的焦点是,我们大大的低估了城市的容纳能力。这个低估有种种的原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劳资关系处理不当。我最近有一个数据,巴西的经济增长8%的时候,它的就业增速可以是3%,而我们的GDP增长是10%我们的就业增长只是1%。我们的城市居民太辛苦,非常的疲劳,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测算,种粮农民的总劳动时间和城市居民加班时间是一样的,这样怎么实现城乡一体化?我看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要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下功夫而不仅是提高农民工进城的待遇。那个待遇也重要,但是不是关键。像我们这个年龄有子女的就业问题,一般的老百姓通过你的子女就业就可以看出我们劳动市场的弊端。我们劳动市场种种的问题。在业者挤占了非在业者的岗位,非在业者又进一步增加了在业者的劳动强度,使这样非在业者又找不到工作了,这是马克思的说法。因此,要在城市的劳资关系上下工夫才能解决城乡收入一体化的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发展几十年以后,城市享有的一般平均的公共服务仍然大大超过农民,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一体化怎么实现?我们给农民养老一年一千块钱有没有帮助?帮助非常大,但是农民的情绪、社会反应不是看绝对的收入水平。例如,中条山山区的农民一户农民收入两万块钱,因为大部分农民走了,所以他的药材等收入合在一起,一户农民两万钱。农民高兴吗?不是。他们还是要出去。姑娘走了以后小伙子要追,追到以后就不回来。现在给他一千块钱你以为他高兴了吗?非常和谐了吗?不是这样,他和城市居民在那儿比。尤其我们信息越发达以后,越容易去比较,所以我们关心的还是差距,消除这个差距的办法是要在城市的劳资关系上下工夫。我们的劳动者太辛苦,挤占了别人的就业岗位。我们最大的不平等是就业的不平等。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们某个上万人的大学,一门公共课,每一个大学生都要上,但是只有三个教授上课。我们学校有这样的情况,有硕士、博士在这儿打工,我们教师上课可能可以多拿工资。在我看来一门公共课有30个教师都不嫌多,而我们只有三个。因此,我们城市的工作者非常辛苦,这个劳资关系要调整。好象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不太讲。农民的收入和劳动时间成正比,中条山区的那个乡长反应了半天,我解释了半天,他最后同意我的观点。的确是农民的收入和劳动时间成正比。我们讲公共服务,服务这个东西本来是政府收税和政府公共服务是一个交换,他不纳税你给他提供公共服务。他一年只劳动一个月,你要让他享有生活水平与劳动12个月乃至13个月的的居民一样,这个其实是不公正的。

谢谢。(中国改革论坛

来源: 中国发展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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