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昌：不能不明不白

86岁的徐国昌非常正式地穿着笔挺的条纹黑西装,系着领带。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显得很特别——特别安静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虽然也是南社创始人,但最终他被社友们开除了。原因是他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案,是“猪仔议员”。

家族的耻辱

徐国昌的成长记忆中,基本没怎么听说大人说起过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国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担任众议员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锟“贿选门”,被认为是接受了曹锟贿赂,助其成为总统,是“猪仔议员”。一时间,舆论哗然。柳亚子带领社员发表公开文告,宣布将他开除南社。

高旭没有做任何辩解,黯然离京,回到上海金山张堰老家,郁郁寡欢,以酒消愁。

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国昌的出生。他亲自给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取下“国昌”这个名字,寄托的他对国家昌盛的希望。

两年后,终日以酒为伴的高天梅,患上伤寒症去世,年仅49岁。

懂事后,徐国昌才意识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个痛。母亲这边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颇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个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为文写字的书生,身体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经营祖业——但家人似乎都认为高家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为高旭。现在高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徐国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这个表弟几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国昌的小姨去世的时候,他还听到小姨对父亲还是有诸多抱怨,怨他让子女从此在外都抬不起头。

1980年起,徐国昌开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徐国昌写介绍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业已形成的定论下,他也会大义灭亲地在文章最后对“失去气节”的外祖父进行无情的批判。

不能不明不白

身在台湾的一个高家亲戚——诗人高,看到徐国昌“骂”高旭的文章,也写信来回“骂”——作为自家人,怎么能骂祖先呢?你了解你的祖先吗?你能证明他是投票给曹锟了吗?

这句话惊醒了徐国昌。

证明,是他大半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疼痛。徐国昌自己,也很在意被证明是个“好人”。

在徐国昌个人文件中,有一张纸,他收得特别好。那是一张1979年开出的《关于徐国昌同志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这张纸上写着,“徐国昌同志在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系属错划,决定予以改正”。这个证明他清白的决定,他等了整整22年。

1946年,徐国昌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当初考这个大学,就是看中这个学校有很多爱国老师和学长。由于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没有像其他同学去当“公务员”,而是想为这个贫弱的国家干些实事。于是他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江苏镇江西郊的“益民种场”,为农场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1975年因伤病休。

但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2年,他被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工资降了两级。不再从事文职工作,必须下地干活。

直到1979年的证明,他才重新成为“好人”。

被台湾的亲戚“痛骂”之后,徐国昌开始认真地考虑,外祖父高旭是被冤枉的吗?

名节的证明

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高旭参加了贿选。徐国昌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家人说,他甚至动员退了休的毕业于吴江大学学文科的高天梅的孙女也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她丝毫提不起兴趣,认为他也是多此一举。

“整个家族,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不相信外祖父参加了贿选。”徐国昌还是决定亲自去寻找证据。

有志者,事竟成。前些年,徐国昌碰到南社研究专家郭长海,他和郭聊天,偶尔说起台湾高的说法,郭长海很赞同,郭长海说自己发现,其实,高旭在北京期间,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指责和反对曹锟的。

徐国昌干脆牵线,让郭长海和高也联系上。

这样,在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郭长海在翻阅旧时《申报》时,找到了选举前高旭写给金山教育工会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完全是指斥曹锟,并说明自己之所以待在北京,就是想尽力把国会迁到南方,击败曹锟等人的阴谋。

可惜,这封信直到1924年3月24日才刊登在《申报》上。那时,柳亚子已发表声明,不再承认高天梅的社友资格。

有这些,徐国昌相信,外祖父贿选很可能是个冤假错案,他相信外祖父始终和他诗文中所写的那样爱国、排斥专制。可能因为斗争方式的不妥,导致了失败,但他的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至少告诉人们,在钱袋子和枪杆子被军阀掌控的时代,利用议会斗争是不会成功的。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作者：邓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