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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其实在诺贝尔奖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华人的身影，从1901年该奖项设立以来，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已经有七位，但是这七位获奖者却无一例外都是外国国籍，并且主要学术成长和研究也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李政道，生于中国上海，1946年赴美留学，29岁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1945年赴美，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1936年生于美国，1956年于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生于台湾，1962年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朱棣文祖籍江苏太仓，1948年生于美国，1976年获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崔琦，生于河南宝丰，1958年赴美国，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尽管人们向来强调科学无国界，然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百年来却一直与这个长长的诺贝尔获奖名单无缘，这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人们关注和思考。此次在报道钱永健获奖的同时，许多媒体也开始关注钱永健的成长和受教育经历，希望能够有所启示。

钱永健祖籍浙江，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受家庭熏陶，钱永健从小热爱化学，在学校图书馆里，钱永健超前阅读到了大量化学书籍，并自己尝试化学实验。16岁时，钱永健获得了“西屋科学天才奖”，这是美国最权威的青少年科学类奖项，获奖者将被重点培养，并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学金，这次获奖对年少的钱永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此后，钱永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获得全美著名的马歇尔奖学金，之后，钱永健前往剑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接受采访时，钱永健把自己的科学成果归功于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感性教育。钱永健说：“正是艺术的感性与科学的直觉一起，才让我的头脑富有创造性，而科学本来就应该是滋养个性、提供快乐的。”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5年，也就是刚刚45岁时，钱永健就当选为美国医学研究院院士，48岁时，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而他的科研成果也是在吸取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和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全面地进行了拓展。可以说他的成绩与强大的全球科研力量和全球视野是分不开的。

所有这些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制约着国内顶尖科学家的成长，中国自身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也许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更深入的思考。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位专业的教育研究者的观点，他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熊丙奇先生。

熊先生，您看，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人才应该说是有的，资金也是有的，国家的支持也是有的，那为什么我们就产生不了诺贝尔的基础科学的奖项？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应该来说，在谈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都会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钱学森就曾经谈到，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无法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而温总理曾经也谈到过，当前的教育无法培养出大师的焦虑。

那么我们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实际上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使得他们没有自己的个性或兴趣，去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一些事情，而且高考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扼杀了学生的个性。而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虽然达到了全球最大的规模，在校学生达到2700万，而高等教育毛录取率达到了24%，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注重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但是没有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的份量，导致了整个学生的培养出现了一些创新性方面的缺失，而在科研体制上现在也是面临着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诺贝尔奖颁发，日本现在基本上有四位获得了诺贝尔奖，从2000年到现在，日本获得诺贝尔奖已经有8位，因此看日本这样一个科研制度，实际上我们觉得都值得向他们学习。

主持人：

熊老师，我们想问您一下，因为您是来自上海交大，据你对学生的了解，在您现在教的这些学生，或者在上海交大这个大学里面未来会不会产生去问鼎诺贝尔奖的学生、学者？

熊丙奇：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多人在诺贝尔颁发的时候都会预测中国的学者或者中国培养的人才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种预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如果有更好的学术环境之后，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种子，然后再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才能够茁壮成长，没有这样一个学术环境，然后谈预测，预测我们几年之后获得诺贝尔奖或者二十年之后获得诺贝尔奖，或者今年我们的学生里面会不会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苗子，我觉得都是完全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