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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金融危机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冷战以来面临重大的考验，美国高消费高福利的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国内目前舆论界提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争议不少。有的方案明显在赶超金融危机以前美国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有人认为推行社保可以促进消费，却看不到欧洲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和福利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适合中国国情，又比美欧模式更能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内不少从西方教科书学习市场经济，而非从比较各国实践探索市场经济的学者，往往对美国模式的迷信高于拉美和东欧国家，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休克疗法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希望美国金融危机像过去的短期衰退一样，经过半年、一年之后经济就可以复苏了，实际上现在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找不到经济增长点，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阻止任何破旧立新的改革，社会看不到复苏的希望，所以美国国会要转移国内矛盾，发动和中国的汇率战争，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历史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政策并没有让美国走出长达11年的大萧条，结束经济危机最后靠的的二次大战。中国在过去的30年走了东亚也就是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一步是模仿美欧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高负债这样一个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还是突破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发展可持续的全球开放竞争的经济。非常明显，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美欧技术垄断下建立的高福利社会难以维系。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在从西方移往东方。这也要求人们的思维和视角要从西方中心论移往多元世界观。尤其要重新评价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发展观。
中国的转型远比前苏联、东欧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搞自上而下的少数精英全盘西化的休克疗法，而是用分区试验来探索中国问题的改革道路。过去30年，中国转型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好处，是调动个人与基础的积极性，生产决策降低了转型的风险。但是包产到户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后果，就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已经超过当地区域能够整合的程度。如何突破由于包产到户带来的对中国发展劳动分工和产业升级的局限，使中央和省市协调的难度急剧增加，对此，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的领导是认识不足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几年关于房地产价格的讨论，对问题的分析表面化，缺乏国际视野和历史观念，没有看到房价问题的背后是教育费用的高涨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而非简单的城乡收入不平等，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和教育布局不合理的深层原因造成的结果，单靠行政措施抑制房价效果甚微。我们的口号一直是在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方向显然比美欧的刺激消费，更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远见，比如加强基础建设建设、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对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长远目标，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走出美欧的局限，主导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尤其在城市化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和印度的模式对中国是不适用的。美国和印度没有户口制度，但是至今没有解决失地农民涌入大城市以后日益严重的贫民窟问题。
中国过去30年的目标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基础科学教育的现代化，大方向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和产业布局，是否能照抄照搬美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沿海大城市主导经济布局的模式，会危及中国周边的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过多地模仿了美国纵容房地产泡沫导致产业出走和研发出走。中国沿海大城市中心区老龄化和农村的空心化同时发展。投机性资本导致的房价高涨，正逼迫沿海产业外移和出走，并严重打击大学和科研机构吸引人才的国际竞争力。这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量农民工返潮和沿海的民工荒表明，，农民工候鸟式的进城模式不可能在沿海城市形成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美日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如何调整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结构，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不仅期待近期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里面能够提出结构调整的目标体系问题，而且早日启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的长远规划，研究适合中国生态和国际环境的城乡结构与产业布局问题，用科学的长远规划来引导短期市场的走向。否则，中国会重复西方和日本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