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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对我们今年的中小城市发展报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为了呼应今天的主题和各位领导的讲话,就推进“三化”问题谈四点个人学术上的思考:
一、所谓的新型工业化,就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工业化,就是变单纯的依靠投入为依靠科技进步,集约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可持续利用资源,提高资源效率的工业化,也是全民、全球平等共享工业化成果的工业化。但是,我国的工业化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其中我们的重化工业阶段的发展,即重化工业的发展必然与较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相适应,所以我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可以而且应该下降,但是我们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总量仍将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这就是说,我国每年15亿吨的钢,20亿吨的水泥,数十亿吨的标准煤的能源消耗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的生态环境也仍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严重的压力。
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另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判定我国省、市、县工业化的水平,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分工的因素,一个以省、区、县、市的二、三产业比重的高低来判断我们的工业化阶段没有实际意义。比如说,我们某些二、三线城市在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以上,能够说这些城市已经越过工业化的中期的阶段了吗?同理,一个区域真实能耗的效率是与其不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密切相关的,即使是同类产品、同一种产业,它的生产能耗、效率也要受到其外部配套产品的强烈影响,既要横向的对比,也要慎之又慎。
二、所谓新型的城市化,就是我们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人为本、节约资源、优化和美化环境,宜居、宜业、宜学,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平等共享我们的城市化成果,这个定义当然不会有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形势的判断和路径的选择不同,足以左右中国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和城市化实现的成本。
其一,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形式是超前还是滞后。如果是前者,我们会得出抑制城市化政策的结论。如果是后者,我们将得出加快城市化政策的依据。其二,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的成本与收益。拥挤、污染、占地、公共安全等是城市化之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我们取得城市化效益必须支付的成本。当然,如何减少成本支付,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对城市病过度的恐惧,夸大城市病,它的副作用可能会造成走上逆城市化的道路。其三,如何看待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质量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到了转型的阶段了吗?现在我要问,中国的城市化近十年来是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占地问题、房价问题、拥挤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以及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缺陷等等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的质量总体上是在提高还是在下降?在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的土地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不是一种阶段性的、正常的、必然的现象?以减少城市化速度为条件,向城市化质量转型,还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努力中去提高我们的城市化质量?这是两种思路可能也对我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是我们的追求,但是我要说的是注重成本也需要有条件,节约用地是我们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但是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化用地,我们用地越节约,空间资源就越稀缺,保护环境压力也就越难达到。而我们的环境质量要求越高,要求生态保护的用地比重也会越高,又将增加我们城市建设用地和提升未来的城市运行成本。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合理的度,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赋予不同因素与不同的决策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