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交款细节

　　转交捐款过程无第三方监督，无正式发票和手续

　　对于是否能证明高常庚在交款过程中存在“少给款，多开收据”的行为时，刘国明说：“我拿不出证据，但确实有这样的事。”　　

这一说法，令高常庚大为恼火，但高也没有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双方承认，在转交捐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第三方证人监督、没有正式发票和手续。

高常庚说：“除了收据，我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录音、录像，没有证人。”他说，谁也想不到在这个环节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

双方证实，刘国明在交款过程中并未当面清点款额。

转交捐款为何不当面点清？高常庚说，“我每次都让他当面点钱，他都不点，可能是出于尊重我”。

此外，刘国明在解释为何明知少给还要多写收据时表示，最初他理解这其中包含一些“活动费用”，但三次累加的“活动费用”超过了他的心理预期，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募集善款要扣“活动费用”？

　　捐款前双方沟通，“活动经费”可从捐款中出

　　7月20日晚，刘国明接到高常庚的电话，让其次日上午去领最后一次善款。刘国明以为，他“盼来了”。

　　21日上午10时，看到桌上一沓近乎发霉的钞票，刘国明却拒绝了领取这笔4380.2元的款项。

　　刘国明和高常庚两人证实，在捐款之前，双方曾有过沟通，当时高常庚问刘国明，捐款活动的组织费、请捐款单位吃饭的费用怎么出，刘国明回答，可以从捐款中出。

　　刘国明认为，这笔4000多元算是“活动经费”，在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遭到“克扣”的那两万元。

　　高常庚解释，县团委是个穷单位，为组织单位捐款，县团委召集单位开会租用了某宾馆会议室花费500元，会议中的三顿饭总共花费不到1500元。此外，余下的钱，如果有进一步的捐款，或者捐款活动结束后，再把大家召集起来，把刘国明也叫上，吃个饭作为答谢。

　　“我不知道有没有明文规定这笔钱该由谁承担，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事。现在，活动费用就由我自己掏腰包吧”，高常庚说。

　　慈善捐助或陷入信任危机

　　当地官员担心，此事将影响公众信任捐助行为

　　7月20日，一位当地党委官员就此事件表态说，这场纠纷将会使类似的慈善助困活动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类似的困难家庭大病重病需要救助的情况比较常见。涞源几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在受访中表示，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几次向家庭困难的患病学生捐款的活动。涞源二小一名老师说，光是县里、(教育科技)局里下达的捐款通知就很多。

　　涞源教育科技局局长段晓霞说：“这些钱比油锅里的油还烫手多了，查出谁拿了就把谁拖出去枪毙了！”段表示，有很多人会向其提出救困申请，每年其下属学校都会组织几次捐款，不过，只有这次闹出了这么大的纠纷。

　　涞源县党委一名官员担心，此事无论真伪，都会影响人们对这种身边常见的捐赠活动的信任。他说，对于捐款组织者而言，其帮扶动机不仅受到受捐者的质疑，还受到捐赠者的质疑，结果就没人再捐，影响很不好。

　　高常庚也表示，之前，关于刘智超的进一步捐款方案本已在制定中，但现在此事一出，如何处理，他面临两难境地。“如果继续搞，谁还会来捐，名声都臭了；如果不搞，会被人怀疑我有鬼，或者小气。”

　　7月22日上午，他透露，一名本地房产商欲通过他对刘智超进行捐助，但被其请求“稍缓一下”，“我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关于规范慈善捐款的法律法规，目前也有待完善。

　　2007年8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慈善法已列立法计划。但是，据了解，截至目前，这个还未公布草案或更多细节。今年5月1日，江苏省正式实施了《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本报记者 吴伟 河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