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杰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局局长：

第一个就要知道建筑公司是什么建筑公司，最好知道法人，能知道电话更好。

第二个，注意收集工资表，如果他欠你钱，也叫他打个欠条，尽量叫他公司打或者法人打，不要叫包工头打。

第三个就是要签定劳动合同。

解说：

今天，四省市间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一点解决农民工权益问题的希望，这也是年关将至，政府部门送给广大农民工的又一份礼物，更是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次有意尝试。据了解，四省市的合作只是迈开了第一步，他们打算利用三至五年时间，逐步建立区域内异地权益救济制度，同意用人单位异地用工情况通报制度、劳动保障监察业务交流等五项制度，届时帮助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或许会越织越密。

主持人：

王教授，您看，在年初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几年前我帮熊德明讨工钱，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更注重研究制度问题，刚才短片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江、浙、皖、沪，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泛长三角地区劳动保障监察委托协查办法》，这个东西的出台对于从制度上建设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王锡锌：

的确我们觉得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不仅仅需要人们有温度的关心，更需要有力度的制度。比如说有力度的制度，其实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重视这方面，2006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了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实很多的制度都已经谈到了，关键在于这一制度怎么落地，能够真正的生长起来。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短片里面讲到，江、浙、皖、沪搞这种联动制度，这种联动制度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可以在降低农民工讨薪维权这方面、降低成本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主持人：

换句话说，我是安徽的农民工在上海打工，在上海遇到的一个欠薪事件，我就可以回到原籍或者其他地方打工去，当地所在部门可以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王锡锌：

对，如果没有异地联动或者委托执法的制度，你为了讨薪，可能就得在那个地方耗着，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住宿等等其他的日常开支都成为一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讨薪，由于许多数据都表明，这种讨薪的成本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所讨到的薪水三倍以上，所以维权的成本很高，如果用工方，企业知道农民工维权成本很高的话，他可能有时候会更加有恃无恐，所以我想这种联动的机制开了一个好头，可以降低成本。可能使异地讨薪更加有效率一些，因为毕竟有了一种协议，或者有这种默契。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劳动监察执法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这种联动机制，异地的机关也可以进行委托的执法，比如维权这一块，我回到了本地，或者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我通过这种地方至少有一个信息的传递，第二，如果回到本地，可以启动委托执法的机制，我们需要把这样一种联动的机制进一步落实，并且不仅仅要在这种空间范围上落实，而且要在运行的细节上、效率上要落实，因为它仅仅建立一个委托，如果委托以后，还存在一些相互扯皮怎么办，如果拉的时间很长，可能还会使农民工对这样的制度失去必要的信心。

主持人：

我还得关注一个数字，2009年南京市总工会接到了农民工讨薪事件，是6000件，但最后解决的是1000件，我们怎么看这个落差？

王锡锌：

的确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好像是通过工会这个途径来进行一种维权，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进一步地分析成功率不高，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比如到底是不是欠缺一些合同。我想从这种方面来看，除了工会要发挥作用之外，而且要有针对性的看到，工会在哪些方面，比如六分之五没有发挥作用，原因是什么，找出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