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我看你们这边有很多人？

农民工：

因为现在不抱太大希望，有工作了，我们就找一下，没有了，打包回家过春节。

记者：

假如说您遇到老板欠薪的情况，您会怎么办？您会求助于谁？

农民工：

遇到老板欠薪，我们会慢慢地跟他协商。

记者：

您想到的是自己协商？

农民工：

对，反正尽量不发生矛盾，不发生纠纷，尽量把钱讨回来，如果实在讨不回来，也没有办法。

北京六里桥附近居民：

(雇工的)车一停，民工都围上来了，有的一车装10个人，他敢装25个，摞着就拉走了。

记者：

现场就把人拉走直接干活了？

北京六里桥附近居民：

对。

主持人：

王教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志强，他现在躺在床上，肾已经没了，要支付高额的手术费，我们先来看，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讨回两天应该得的140块钱，从现在的种种状况来看，他能讨得回吗？

王锡锌 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像高志强这样冒着严寒、流着热汗，而且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讨回这140块钱的话，这个代价的确应该说是不成比例的。我相信如果140块钱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他应得的权利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当然，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容。我相信从这一个案来说，因为这个事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讨回这140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从短片中看到，从警察当时110来的时候也说了，包工头说了，我答应付钱，所以这个构成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证据。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极端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农民工用一种被动的身体维权的方式才能够讨回这140块钱的话，那我们看这里问题就大了，如果严格说，没有发生这样一个流血事件，去通过法律上，比如通过劳动合同法一系列的诉讼政策来维权，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无法证明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这样一个报酬又如何获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