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上阵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代表团的发言稿早在国内就准备好了，最后是由毛泽东定稿的，过家鼎他们带去了300份翻译稿，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被抢空了。抢着上台发言的国家太多了，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过家鼎说，匈牙利代表还用了中文发言。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妙发说，那几天，走在联合国的大厅里，经常被人拦住，要求他讲讲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什么那么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用的成语，要求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许多国家的代表觉得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言之有物”。

可是，刚到联合国，还是会打乱仗，尤其是议事规程不熟悉，而联合国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实质问题常常是通过程序反映出来的。周南说，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当时我们不参加所有的委员会，只参加重要的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对程序不熟悉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家鼎的翻译室首当其冲，过家鼎经常去借阅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秘书处里，那些文件就装满了一间屋子”。先要挑选一些要紧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给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学习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表决案还可以分段表决，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结果一个决议案中有一段不对我们就整体否决了”。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问题，当时乔冠华和陈楚表示，以往的华人翻译全部留用，“这些华人翻译全部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年纪大了，有的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听到留用他们都很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使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吴妙发还记得，乔冠华宣布完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在联合国期间，所有的重要表决都通过国内，吴妙发记得，那时候重要表决都要通过电报确定，实在着急的，则要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来通电话，那时候，国内往往已经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青年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