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
段东仁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7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举行的活动,是襄樊22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白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家里,仅有的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种“结对子”的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他们种,有2/3的受助者没给资助者写过信,除了一名男生外。但这个孩子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没良心”。
面对这个结果,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获得资格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