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准确判断稳定问题，突破改革瓶颈

应当说，在过去若干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说推进是比较缓慢的。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卡在这些问题上。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也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腐败机制的形成等。换句话说，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于什么地方？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为了不贻误时机地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关于稳定问题的这种思维定势。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的话，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领导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于是，出于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连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比之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局部倒退，舆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于社会，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应过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但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相应的社会进步。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事情，80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再拖一拖。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当中，很多的状况是这样的。到时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还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假如说到了10年以后，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甚至到2012年，5年之后，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说这些事情还不如在2007年的时候做了，2007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可能比现在还要更有利一些。

四、我国目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能不能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的问题，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在大约5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基本稳定，利益矛盾或小规模冲突常规化，社会治安恶化。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得到了印证。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过许多矛盾或冲突，其中有的问题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这种挑战并不是可以对社会基本稳定构成威胁的挑战。比如失业的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危机基本顺利地渡过了。

从目前有关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线性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尽管有许多问题，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可以说有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很严重的，如果处理不好也有酿成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比如腐败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下层群体的生存问题等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强调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不是说要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而是说我们要准确判断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不能将危机的存在作为抱残守缺的理由。相反，一定要看到，各种因素现在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宽松的环境是制度建设的非常有利的时期，如果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会贻误历史的机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阶段改革的起点与趋势——2008' 中国改革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