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上述岗位的风险性最高，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依据：一是从“出事”的可能性看，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们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来也很难。

二是从实际情况看，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并被媒体广泛曝光的贪腐案件中，这些岗位出现的几率都很高。例如，全国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正副交通厅局长索贿受贿案件，“工程上马，厅长下马”，几乎成了交通基建领域的一句咒语。而从2008年年底开始的对李培英、陈同海等国企高官腐败案的审判，因在犯罪金额巨大上屡创新高，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还有在重庆的打黑除恶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机关某些人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状态更令人吃惊。

三是从自身和周围人群的感受来看，人们对侵犯自身利益的腐败活动最深恶痛绝。被各种腐败成本抬高的房价及屡屡发生的幕后交易，还有导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矿难事件，最容易引发群众举报和舆论关注，腐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国土局长、建委主任、房管局长、安监局长等“涉地”、“涉房”、 “涉矿”的领导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

问卷调查不是精确统计，而是我们“触摸”社会感觉的一种途径。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也许还有距离，但总的来说，还是靠谱的。

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

这是问卷调查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项目密集、资金密集、权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信贷资金，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便把收买公共权力，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对一些“出事”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上，都惊人地相似。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后两个机构的“法人”，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现行体制下，公安部门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权力很多，也非常集中，优势是打击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负责人贪赃枉法，制约监督难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企业领导人拥有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在内的广泛权力，想“捞钱”非常方便。至于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权力更大。特别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家长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为什么在个别县市，买官卖官竟发展到半公开化、批量化的地步，卖官者本人还边卖边升，就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制约监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不到位，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高风险岗位”的三个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