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概括地说，中共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它坚持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两个基本方面看，它是对改革开放前29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继承和超越。改革前虽然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过去29年毛泽东同志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生学看，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种“中国式社会主义”(Chinese Socialism)的形成过程。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既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也包括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即使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单纯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也不同于“非洲模式”、“拉美模式”或“东亚模式”。其实，中国模式之所以在近年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使得我们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极大地提高，综合国力急剧增强，一个和平的中国开始在世界崛起。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使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快灭亡，不仅如此，它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还在释放其生产力和生命力。因此，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事实上人类历史变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共存和相互作用的历史：它们之间既相互斗争，相互较量；又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在这个相互共存和相互较量的过程中，它们实际上也在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对方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借鉴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当代世界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学习中变化发展。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资本主义虽然不时在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给资本主义带来了重创，但看来一时也难以动摇其根本，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不久的眼前就趋于灭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虽然在上个世纪由于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下台而处于低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社会主义又展示出蓬勃的生机。因此，当代世界的现实，不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现实，而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在被重构。不仅在国内意义上，而且在国际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需要重新厘定。在这样一种现实状态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应当是国家利益至上，而非政治意识形态至上。

改变着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许多西方人士曾经认为，随着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寿终正寝。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正式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并且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一些西方国家很有名的研究机构也改弦更张，从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转为研究“后共产主义”或东欧地区，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共产主义研究所”改为“前苏东地区研究所”。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改革试验的成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中国之外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运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左翼阵营内虽然也存在分歧，但更多的人正在倾向于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承认这些改革试验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因此，或许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赋予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以新的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和进程。

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对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已经从过去的相互敌视，转变为交流、合作与竞争。正像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党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一样，社会党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理论界，一些学者甚至已经开始公开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流派之一。可见，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正在促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其一，它进一步证实了许多我们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基本结论。其二，它澄清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还它们以历史的本来意义，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其三，它摈弃了许多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或错误的理解，如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消灭私有制、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命令计划等。其四，它回答和解决了许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经典作家从而没有提出过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理论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由此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四个分清”过程，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论，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丰富发展

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是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穷尽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真理呢？当然不能这么说。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甚至还不是中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不是高级的社会主义。它离发达的或高级的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拔得太高，既有背历史的真实，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有许多的严重不足，甚至还有不少的危机存在。例如，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严重的腐败和过分的特权、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屡治不绝的群体性事件、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它的成功源于改革开放，它的挑战也源于改革开放，它的出路也在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时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创新，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新的实践，才能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改革开放，就是反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俞可平)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