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调研发现，“挑肥拣瘦”，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不少官员对民工求职心态的描述。不过短短几年，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更为潜在的压力是，他们、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对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工资、教育、养老、住房以及精神需求。

有专家称，中国进入了新城市化时代。

■“普工荒”蔓延

元宵节过后第一周，有54万名外来民工进入浙江全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登记求职的只有19万人。

浙江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说，今年外来民工就业呈现出明显的观望态势，而在珠三角，劳动部门近期的调查表明，当地59%的企业存在普通用工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况。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2007年春节后，全国各地劳动力市场用工难现象十分突出，而与此前不同的新特点，是除了技工荒这个老问题以外，今年各地普遍出现了普通工人紧缺。与此前的“技工荒”不同的是，求人倍率居前列的岗位中，一半以上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种：缝纫工、服务员、营销员、保安、储运人员、针织印染工等。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也显示，目前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加工业、住宿餐饮业等，这些行业劳动强度大，对职业技能有一定要求但门槛较低。

■“有限过剩”时代到来

各地劳动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长三角劳动力供求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过剩”。劳动力买方市场格局已经打破，制造业多年来享有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慢慢消失。

人力资源专家分析，长三角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转变的首要原因在于需求方，近年来这一区域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制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得用工需求量在三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同时，长三角劳动力供应总量虽有上升，但升幅远不及需求的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农民工流入数量的相对稳定。

根据上海市劳动部门调查，目前全市400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70%都是连续几年来上海打工，他们中大多数都已在上海拥有固定居所，只有30%的民工属于流动打工人员，目前每年上海新增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已放缓到30万人。上海社科院人口经济所所长周海旺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75年起出现转折，目前30岁以下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再加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劳动力需求，预计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增量将“由正转负”。

■农民工的新要求

农民工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群体。因此，各地劳动部门的普遍感觉是，随着外来民工维权意识加强，他们对用工单位也开始“挑肥拣瘦”。

他们不仅关心工资水平，而且对各种保险、子女就学甚至休假时间都提出了要求；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的开发区招商过程中不是比谁的税收更优惠，而是比谁能保证招工。曹建国说，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长三角地区各地劳动部门从今年一季度劳动供求情况分析，目前农民工偏好的工作是：规模较大、名气较响、用工规范的企业。苏州工业园区内都是上规模的大型企业，社保覆盖面比较广，这些企业很少为招工难犯愁；宁波一些工业区专门为外来民工盖了公寓，生活设施比较到位，他们也很少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上海台资协会副会长、华王集团董事长陈庐一说，目前尚未听说长三角一带的台资企业今年在招工方面遭遇新的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即缺少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但这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华王集团现有800多名员工，一半以上都来自外地，但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稳定，企业也随着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近五年来平均上调30%左右，员工都比较满意。

正常工时，没有或者少污染的行业。纺织企业一直以来是计件工资，八小时以外加班时间的劳动报酬得不到合理体现，现在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一听说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虑。另外随着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对高污染影响健康的行业也不愿意去。

服务业中餐厅服务员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服务员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职业前景不佳，难以吸引80后这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除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寻找发展空间，企业的发展预期对于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流动选择参数。

南通市劳动就业处处长沈建云说，每年过完年都是农民工的“大洗牌”、“大流转”，农民工回老家互相交流信息以后，过完年重新择业。珠三角的工资比长三角低、被管理人员殴打、被搜查的事情比较多，珠三角的工人今年明显往长三角流动，小企业的工人往管理规范的大企业流动，那些招工难叫得凶的企业，往往是用工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

部分行业出现“普工荒”，是进城农民工由壮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赵建德认为，过去农民工愿意从事城市里所有“苦、脏、累、差”的工作，但随着部分农民工开始固定在城市中居住，他们的维权意识和公平意识也在逐渐上升，越来越要求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要求寻找性价比更好的工作。因此当他们对某一行业待遇不满时，往往会“以脚投票”，选择集体性的退出。

■民工流向预示社会大势

有关分析指出，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大于新增岗位数，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供求总体上还是平稳的。目前的部分企业用工难，是市场对以往多年积累下的企业用工不和谐作出的正常反应，但也预示着，政府和企业努力提高农民工技能，将农民工留在城市，将成为大趋势。

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前景不被看好。

据了解，现在企业与求职者之间分歧最大的就是缝纫工。在南京安德门劳动力市场，安徽人毛利平说：“制衣厂99%都要加班，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这么苦的活，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时间短一点，那才招得到人。”

但是记者在一些制衣厂了解到，服装出口利润本来就很薄，加之人民币升值、贸易壁垒、同业竞争等因素，企业不可能上调工资水平。沈建云认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提倡升级、转型的企业，或者提高产品附加值，或者将生产基地移到中西部地区才是出路所在。

其次，帮助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对策将有利于长远发展。每年春节一过，劳动力市场就要大洗牌，劳动部门和企业都要腾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应付招工问题，与此同时，每年上亿人口的春运流动已经对社会造成很大压力，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次数过于频繁所致。

沈建云建议，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平的入学条件、提供民工公寓、购买社会保险、企业提供相应的培训计划和升职空间都有助于劳动力的稳定。政府在里面也要起到引导作用。据了解，南通启东县的做法是政府对留得住人的企业进行现金奖励，员工如果能在企业干满一年，政府就给予补贴。

最后，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正慢慢消失，培育、厚植劳动力资本，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新的格局下，政府和企业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让劳动力像资本一样保值增值。

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位四川民工提出的要求是保证业余时间，这位民工说：“我要保证有教育儿子的时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是“无限度开发”，不仅忽视了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关注到他们除了赚钱，还想为自己或下一代寻求发展空间。因此，为农民工长远利益着想的政策，将成为民工与企业的“双赢”选择。

(记者章苒　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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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人的城市化”

有三个看得见的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

这预示着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乡劳动力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益平等为明显特点的城市化。

培厚劳动力资本，无论对农民工还是对企业，都是谋求经济长远竞争力，使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获得种种双赢的最佳手段，而这一过程将发生在未来中国的各个城市；同时，在现代生活观念、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无论他们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将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为依归。

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正在给“人的城市化”提供有利的环境：户籍制度改革提速、农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城市负责、全民社保医保的制度不断推进和完善、职业教育受到重视，等等。这些政策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策鸿沟”在逐步着手填平，城乡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识已经达成。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准备好、并积极促成这个城市化过程？比如，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准备；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准备；比如社会组织、法律援助、劳资关系等观念、制度的准备，等等。

有专家明确指出，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权益荒”，它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行将结束。农民工在上述方方面面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平等”的愿望能否得到满足，将成为地方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将落脚到中国人的现代化转型。对这样一个有史以来一直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来讲，其机遇与挑战都是倍增的。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竞争，已经从项目、资金，转向人力资本与制度、技术的竞争，这就是新城市化所昭示的鲜明前景。 (张迁)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