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图景、理论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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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包括公众对核能项目收益和风险的感知、信任、情感、社会公平、价值观、世界观、自我效能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关联，共同对公众接受性产生影响。
感知风险与收益。Slovic将风险感知分为“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两个心理维度。对普通民众而言，核辐射和核事故的风险难以直接观测，其危害有着滞后性和很高的未知性，因而接受起来比较困难。Sjöberg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在列出的 15 种技术产品中，人们对核能的接受性相对较低，这主要是人们难以预测核能的未知风险所导致的。由于核能所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收益众所周知，核能的风险却很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因此人们对核能收益的认识有助于减少他们对核能风险的判断。感知收益对公众核能接受的影响程度通常高于感知风险。新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核能接受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人们对核电的接受处于何种水平。当一个人有着中等水平的核能接受性时，感知风险的影响更为主要；而当核能接受度处于较高水平时，感知收益起主导作用。
信任与情感。当人们缺乏核能相关知识时，更倾向于依靠信任和情绪认同等社会心理因素来评估风险和收益。信任能够减少人们所面对的复杂性，简化理性思维过程。在核能领域，民众信任的对象主要包括政府、核能企业、科学家、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NGO）等。当人们缺乏对有关科技背景的了解时，就依赖于对核能相关主体的信任做出风险和收益的判断。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信任与感知收益呈正相关，而与感知风险呈负相关。Murakami等的研究还发现，对政府的信任度高的民众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核辐射，更加信任风险沟通中所接受到的信息，对于核辐射的未知感和恐惧感也更低。一些学者认为，情感是核能公众接受性更为重要的解释因素。根据情感启发（affect heuristic）理论，人们在评估风险时主要依靠自己的直觉，通过使用“情感启发”来提高判断的效率。人们对核能收益与风险的认知受到“情感启发”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核能有着较为积极的情绪反应，则更能感知到核能的收益，更少关注核能的风险，从而更愿意接纳核电站。事实上，情感和分析推理、情感和认知是人们在理解风险和做出风险决策时常见的策略组合。后续研究进而发展出双通道的“情感－认知模型”，用以说明情感和认知在解释人们对核能的支持度中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
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包括程序公平、结果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等多种形式。程序公平是指个人或组织在决策过程中参与或享有发言权的程度；结果公平又称分配公平，指风险和收益在受影响的公众间平均分配的程度；人际公平表示决策过程中人际互动的平等程度；信息公平表示政府对信息的披露程度。学者们研究发现，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和人际公平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核能的接受性，其中结果公平的影响最重要。此外，社会公平对核能决策接受的影响受到愤怒情绪的调节。如果一个人越愤怒，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对接受度的影响越大，人际公平所产生的影响越小。
世界观与价值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对核能的风险感知与接受性。调查研究显示，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个人更加支持核能发展，而那些具有利他价值观的个体则更为反对核能发展。此外，更为关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拥有较高亲环境价值观的群体更倾向于持反核能观点 。有着环保主义价值观的民众对核能管理机构的信任度较低，从而导致他们难以接受核能。文化世界观同样影响人们对核能的接受程度。例如，遵从等级制、有着个人主义倾向的民众对核能的接受性通常高于怀有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理念的民众。
自我效能感。公众的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同时影响其对核能的态度与应对行为。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参与核能政策决策，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民众更倾向于反对核能，并更容易采用公民投票、转向绿色能源等方式应对核能带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