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图景、理论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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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个体因素
现有核能风险评估与核能接受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公众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对核能知识的掌握和社会心理因素 3 个方面。
人口学因素
影响公众核能接受性的人口学因素有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距核电站的距离等。总体来看，人口学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具体情境下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针对西方民众的研究大多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白人男性对核能的接受性相对较高。对中国居民的调查研究则发现，高学历、高收入的中国民众中反对发展核能的比例反而更高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西方白人男性持有个人主义的文化认同，从而低估核电风险；而文化水平和经济地位高的中国民众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从而高估核电风险。
核电站是典型的邻避（NIMBY）设施，因此公众对核电站的态度随空间变化而变化。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与远离核能设施的民众相比，居住地离核电站较近的民众对核能的态度更为消极。学者们形象化地将这类现象命名为“邻避综合征”。但是，另外一些学者的结论恰恰相反——与远离核能设施的民众相比，居住在设施附近的民众对核能的接受性反而更高 。Warren 等将这种“距离越近越容易接纳”的现象定义为“反向邻避综合征”。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包含两方面：①居住在核电站附近地区的居民能够直观看到核电站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居住在远处的人则更加关注核能的潜在安全风险和不良后果 ；②由于核电站周边居民对核电站更为熟悉，因而对核能的接受程度更高。
地理距离对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影响受到多种外部因素与个体因素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地方居民对居住地附近新建核电站的接受性更多地受到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影响，而对于国家核能发电的接受性更多受到感知风险影响。此外，地理距离的作用也可能受到核事故冲击的调节。有学者对日本福岛、东京和大阪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福岛核事故后从居住地撤离的民众对核能风险的感知显著更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众对核能的态度同时受到与核电站的地理距离和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社会距离”的影响：核电站周边的民众与核电站共生，核电站成为人们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极大降低；同时，人们对核电站的支持还来自从事与核电有关的职业、社会网络拓展、技术教育等。但也有研究表明，核电站周围的人们对核电站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夹杂着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担心 ，以及有限选择下的无能为力，对于核电站只得“不情愿地接受”。
对核能知识的掌握
学者多将核能知识分为主观感知知识（人们认为自己对核能的了解程度）和客观知识（人们实际对核能的了解程度）。前者通常要求人们报告自己对核能知识的了解程度，后者则通过知识测试的得分来衡量。也有学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将知识作为实验刺激呈现给被测试者。
“信息缺陷模型”是科技风险领域的经典理论假说，它指出由于普通民众缺乏相关知识，无法正确评估科学技术的风险和收益，所以才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该模型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科普和媒体宣传来提高公众对新型科技项目的支持。诚然，普通民众对核能的风险、功能、成本与收益、运作等有关知识的掌握普遍较为匮乏，但是掌握更多的核能知识就能够提高人们对核能项目的支持吗？事实上，这一理论模型已经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不同国家学者均发现公众掌握的核能知识越多，对核能项目的支持度就越高。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作用受到社会价值观、个人经验、意识形态等其他背景因素的调节 。实证研究发现，普通大众掌握的核能知识越多，对核能的支持度就越高，而环保组织成员和工程协会成员的知识与核能接受水平并无关联。专家和普通民众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决策模式不同：科学家对核能政策所持的立场受到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对风险收益的评估相对固定；而普通民众主要依赖自己对核能技术的认识，并参照外界信息来做判断。此外，由于普通民众在现实风险决策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很难通过科学知识得到解释，所以技术专家和权威机构官方的科普在他们看来并不可信。总之，核能知识影响着人们对核能的认知与决策，但这种影响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变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