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图景、理论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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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不足
跨层理论联通和文化视角应用的不足
当前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缺少跨层分析，体现为研究对象层次和影响因素层次两方面。核能项目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和多个层级的影响要素，跨层现象比比皆是。遗憾的是，研究对象方面，当前研究未能多方考量政府、核能企业、社区、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样化的概念体系、经验视角和应对策略。就影响因素层次而言，当前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制度供给或民众心理的单向视角出发，缺乏供需两侧理论的整合。例如，缺乏科学理性、证据充分的实证研究来分析制度变量对个人支持度的影响效果，以及风险感知和收益、信任、知识、情感等公众个体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之间的中介、调节机制。单一化的研究视角不利于理解核能政策过程中各个社会主体复杂多样的核心关切，也不利于制定供需平衡的核能风险沟通策略与发展战略。
已有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鲜见融合个体因素和社会文化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作为文化理论范式的先驱者，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斯基（Wildavsky）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风险，认为风险接受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密切相关，一种社会下认识的风险在另外一种社会下可能就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为风险理论的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基于文化范式的解释逻辑在核能公众接受性领域应用还有待发展。特别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学者更应针对中国社会文化情景开展相关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为中国核能风险治理和核能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
以上研究局限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层面。一方面，研究者将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过于区别看待，将政府制度安排与政治决策、公共政策过程视作黑箱。另一方面，研究者多是从环境科学或认知心理学的学科视角与理论背景出发来构建理论框架，缺乏与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般性理论的跨学科对话和融会贯通。
研究方法与数据的缺陷
研究方法。当前时序分析和因果推断工具在核能接受性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有限，更为常用的是对单次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和基于个案的定性分析。这些传统的分析方法由于大多只是就某个时间点公众的主观态度进行估计，很难对因果关系及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此外，由于变量测量和抽样方法缺乏一致性，不同学者对变量间的关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阻碍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理论成果的积累。
数据质量。现今还从未有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来研究中国核能的公众接受性。现有对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社会调查大多数都是针对特定群体、个别地区的问卷，尚未有以区县、社区作为基本抽样单位、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调查，而以个人为最终抽样单位的小范围调查中也极少有信息公开、民主参与等方面的调查内容。如此一来，至少给现有研究带来 2 个方面的困难：①无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与个体因素在同一情境下对公众核能接受性的独立影响；②无法深入探讨宏观因素对于个人层次特征所发挥效应的调节和影响。此外，核能发展的跨国分析也常常囿于高质量的数据获取以及科学的跨国比较方法的限制。
现有研究反映出的实践问题
现有研究反映出当前各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概括而言：①各级政府依然以风险管理作为推广核能设施的主导思路，而非借助公共政策与社会进行平等互动的过程，因而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科学性与程序上的正当性，制度安排上依然存在形式化的特点，缺乏回应性；②当前核能政策实践中未能充分吸纳民众意见，发挥民众对政策的审议功能，这不利于赢取民众对核能政策决策和管理机构的信任和支持；③政策制定者缺乏对民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不善于在灾后应急管理、舆论引导等方面考虑民众多元化的心理和利益诉求。学者应进一步通过大量深入、高水平的实证研究克服理论研究的不足，以更好地指导核能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