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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后期我国面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
表2: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数据来源: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来源于《中国制造业为何“大而不强”,如何突围》,《人民论坛》2017年第10期和《中国制造业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科技日报》2018年1月10日;企业税负成本来源于OECD统计数据库;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制造业增加值率来源于《人民论坛》。
(1)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实体经济振兴成效。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与根基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骨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和竞争优势。把握2020年的时间窗口,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实现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加快推动我国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2)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矛盾突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世界制造业20%的份额(见表2,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从整体产出效率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20%,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水平;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仅为3000美元,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此外,产业链存在断层特别是缺失核心环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挑战十分严峻。目前,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外援,重要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
(3)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从横向对比来看,制造业强国的产业结构普遍存在着“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也达到70%。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初步估算,2016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25.75%;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9%,与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争取到2035年,我国服务业比重达到65%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65%~70%。
(4)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优。第一,税收环境不优。2017年,我国企业税负成本占利润的比重为67.3%,远高于发达国家45%左右的水平(美国为43.8%,日本为47.4%,德国为48.9%)。第二,创新环境不优。例如,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仍需深化,以释放人才活力。第三,产权保护环境不优。例如,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制度与措施需要进一步细化加强等。第四,竞争环境不优。例如,民营制造业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获取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在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资本外流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下大决心降低企业成本,优化政策制度环境,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就难以有重要突破,实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就缺乏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