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旨在建立向农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全国性律师网络项目——“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将正式启动。

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项目资金由比利时政府提供，为期一年，总计50余万美元。

项目将逐步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并对从业律师进行专业培训。项目还将支持国内已有的7个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此基础上，一个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的农民工无偿法律援助网络将初步建成

2007年2月9日，这一天距离农历春节只有一个多星期。

北京市丰台区望园西里的一个临街房间里，十多名农民工正围着律师诉苦。他们想和其他在京的外地务工人员一样，收拾行囊回家过年，但他们却连回家的路费都筹不到。

这一天，在位于丰台北路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忙得只抬眼望一下推门而入的来访者，却顾不上和他们打招呼。由于人手紧张，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也被急迫的农民工三五成群地围起来咨询。

工作站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夹杂着泥土和汗水的气味，对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农民工特有的气息。“春节前是工作站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个农民工，还要接近两百个电话咨询。农民工辛苦了一年，却拿不到钱回家，那种心情，你在这里待上一天就能感受到。”时福茂律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我们的接访记录上，工作站一年大约要处理4500件来电来访咨询案。”时律师说。事实上，自工作站2005年9月成立以来，受理和接待咨询的援助案件已经超过7800件，涉及农民工超过4万人次。但这个数字与等待帮助的农民工人数比起来，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2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面对着各种困境，例如不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各种社会歧视等等。据估算，全国1.2亿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总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高贞处长说：“由于自身缺乏法律知识和其他法律资源，农民工往往不能很好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处于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这些挣扎在城市最底层的弱势人群，在被雇主欠薪、工伤拒赔之后，有的忍辱负重，有的用“自杀”、“报复”、“示威”等过激手段来给自己出气，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寻求法律援助。

挣扎在城市最底层

郭增光就是这很少一部分农民工中的一个。郭增光是河北的农民。2001年10月，河北省定州某建筑公司来到郭增光所在的村子招工，郭增光了解到，这是一个叫曲项的个人因承建了位于北京市某纸业有限公司的库房工程，借用定州某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并来招工。

10月11日，郭增光领着67个老乡来到了北京。见过一些世面的郭增光，三番五次要求曲项签订用工合同，但都被拒绝了。工作条件的艰苦让郭增光等人大吃一惊。郭增光说，工地不仅没有一点安全保护措施，而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受伤了，工头就给一点止血药、止疼药，其他的一概不管，更提不到什么工伤待遇了；就连生活费有时候也是一个月不发一分钱，一直拖到下个月才给一点。

忍无可忍的郭增光等人想找曲项结清这段时间共33735元的工资，曲项却推说，工程现在还没完工，工资至少要等到年底再说。无奈之下，这68名民工被迫在11月匆匆返回家乡。此后五年，68名农民工开始了漫长的讨薪生涯。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主任、曾获2005年央视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佟丽华律师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我亲自参与了郭增光案件的办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复杂和农民工承受的压力。68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3万多元，为了要回这笔钱，郭增光先后从河北到北京找用人单位20多次，找过劳动监察大队14次，找区法院11次、中级法院3次。除此之外，他还找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建设部、北京市政府、市人大、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建委等部门。几年来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费、电话费、复印费、诉讼费将近5000元。直到2006年11月，在讨薪五年之后，在工作站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68名农民工终于和被告达成执行和解，拿到了3万元。”

农民工法律援助投石问路

在2005年9月8日这一天，作为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佟丽华律师，将援助郭增光案中的所有感慨转化为一个决定，那就是成立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工作站成立之初，除佟丽华主任外，只有3个工作人员，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同一间办公室内。工作站确立的援助原则是，受助对象为农民工、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发生劳动权益纠纷。对于符合上述原则的农民工，工作站给予无偿法律援助。

佟丽华律师说：“我清楚地记得有次接待了两个河北农民工，当时我给他们倒了杯水，耐心听他们讲述案情，帮他们分析，他们两位60多岁的男人竟然当着我这个晚辈的面号啕大哭。”农民工在维权路上的委屈和无奈，不接触他们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时福茂律师说：“农民工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外出打工，省吃俭用，辛苦一年却空手而归，有的人还带着伤病回去。他们觉得没脸回家，他们怕人在背后对他们指指点点，他们内心的委屈很容易导致情绪失控，激化矛盾。”

据全国律协的统计数据，从2005年9月到2007年1月31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待法律咨询案件6458件，涉及金额两亿元以上；直接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54件，涉及金额1595万元以上，其中通过律师调解或司法机关确认的达760余万元。除了这些显性的成绩，这里还有一些无法用数字精确表示出来的社会贡献。

“我们从高楼楼顶上劝说过想要自杀的农民工，也劝过准备去上访的农民工，还劝阻过上百个可能制造群体性事件的农民工。工作站对于群体性农民工讨薪案非常重视，不仅要专人接待专人负责，而且案子办理意见和进程必须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时律师说。

工作站提供援助的成功案例中，有人数众多的讨薪案，有感人肺腑的童工工伤赔偿案，还有一个被工作站所津津乐道的案例，用时律师的话说，这个案例的成功不仅在于为农民工讨回了应得的权益，而且致使企业改革了一项用工制度，惠及千余人。这就是徐延格等人与肯德基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

徐延格来自山东泰安市东平县，1994年底他来到北京市肯德基有限公司做仓储、搬运货物等体力活。2004年4月份，公司通知全体员工，让他们与北京时光劳动事务咨询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虽然当时很多员工对此提出质疑，但慑于公司的强硬态度，徐延格只好与该劳务咨询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2005年9月19日，因为同事请假，徐延格带病工作，却因没清点货物出现了差错被记过一次。10月1日，徐延格所在部门的经理告诉他，因为他的货物没贴标签而差点导致一批货发错。徐延格觉得委屈，10天后他因此被解雇。

10月12日，时光劳动事务咨询公司将肯德基有限公司辞退徐延格的通知书发给了他。徐延格认为上面所写的事实不对，拒绝签字。时光咨询公司表示，不签字就要扣除当月的工资。徐延格想要11年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应当给他上的保险，时光公司拒绝了他的要求。肯德基公司也拒绝承认他是公司员工。

工作站决意向徐延格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申请劳动仲裁后，在调查了其他26名员工之后，向法院提起了肯德基公司不当使用劳务派遣的诉讼。肯德基公司在后来的和解中，不仅确认了徐延格等三人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权益，更令人振奋是，2006年8月8日，肯德基所属的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首席法务长伍小翠女士宣布，百胜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将逐渐取消劳务派遣用工。

低成本违法 高成本维权

“其实，很多农民工在讨薪、工伤维权过程中，不是不想求助于法律，而是求助无门。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的例子非常少，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按照我国的法律必须先经劳动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仲裁费300元，农民工掏不起；等到了法院，法院不予立案，建议他们找律师。法院门口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农民工一问，咨询费50元，写个仲裁申请书、起诉书100元起，农民工就这样被维权的高成本吓退了。”时福茂律师说：

时律师告诉记者，工作站每受理1000件案子中，属于讨薪的案件超过900件，属于工伤赔偿争议的案件只有几十件，但工伤赔偿争议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讨薪案。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平均讨薪数额是2000元，但工作站对于每个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核定办案费用就达到800元，这还只是农民工维权成本中的很小一部分。佟丽华律师曾经进行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在他主编的《谁动了他们权利》一书中，他写道：农民工讨薪1000元的综合成本至少是3000元，工作站所受理的17个典型案例中，每个案例的综合维权成本均超过1万元。

和办案经费相比，农民工维权案件的时间成本和繁琐程度也不容忽视。“一打就打上几年的官司太多了。劳动争议和其他财产纠纷不一样，我国的法律规定优先适用仲裁程序，所以很多案子都是反复仲裁。先就事实劳动关系经过仲裁，再确认赔偿数额仲裁一次，任何一方对仲裁不服再提起诉讼，原来的材料都要重新来一遍。”工作站朝阳分站站长陈星律师说。

“不管是讨薪还是工伤案，涉及到建设承包工程的案子几乎都有一个模式，就是层层发包。当我们到发包人那里调查取证的时候，他们不配合律师，不提供承包合同，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层的承包人是谁，也就是法律上说的适格被告是谁。往往是到了开庭的时刻，对方才拿出承包合同说被告不当，我们只好重新起诉。很多案子不是只有一层承包关系，所以可以想象，经过这番折腾等真正找到确定被告的时候，已经消耗掉多少时间。”时律师无奈地说。

时律师认为，农民工维权案件之所以难办，关键在于用工单位违法成本太低，而农民工维权成本却过高。例如郭增光的案子，郭增光个人支出的成本就接近5000元，工作站为此投入的成本也有几千元，而68个农民工共获得的赔偿只有3万元。

佟丽华律师做过统计，在已结办的案件中，通过诉讼、仲裁和律师调解方式得到确认的款额有351710元，其中大约51%的款项实际拿到农民工手里，还有几乎一半尚未执行。然而即使这部分得来实属不易的赔偿款，也不过是用工单位本该支付的部分。

佟丽华律师和时福茂律师在从事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工作中，一直想推动一项“违法成本分担机制”的改革。“我们提出改革违法成本分担机制，让违法用工单位在赔偿外还要支付罚款，加大违法成本，这样才有威慑力。现在谁在承担违法成本，是农民工，是政府，是社会，不是用工单位在承担。用工单位违法后的最严厉后果，也不过是补上本该支付的那部分。”时律师说。

法援之路越走越宽

现任工作站朝阳分站站长陈星律师这样描述他的一天：“早上从丰台工作站到昌平法院开庭，下午再赶去平谷法院立案。这一周我一共开了三个庭，立了两个案。律师少，案子多，每天都加班办，前几天就是想赶在春节前，能多办完一个案子就多办一个。”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刚成立的时候只有4个工作人员，除佟丽华主任外，只有两名正式律师从事专职援助工作。工作站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专职律师发展到4名，现在正式律师有5名，实习律师4人。当然，与日益增加的农民工维权案件比起来，工作站律师的发展显然不成比例。

时律师说，由于农民工反映问题时情绪激动，为了不影响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也为了照顾身体受伤的农民工，工作站特意将办公室搬到了一层，开辟了接访中心，为此每年多支出12万元的房租。“这笔支出增加了，我们在办案的其他成本上就要节省一点。”他说。陈星律师说，律师外出办案原则上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和地铁，特殊情况下可以打车。他自己掌握的尺度是，时间紧迫的话，费用不超过50元的可以打车。

危险、冷眼和被歧视是农民工维权律师最常碰到的。时福茂律师和陈星律师在一次与用工单位谈判时被几十个统一着装的年轻人团团围住。在一次深入工地的夜间谈判中，时律师的妻子因为担心他的安全，一直守候在工地门口。与这些比起来，更让工作站律师不能忍受的是误解和歧视。“作为律师去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常常受冷眼；而作为同行，一些律师也对农民工律师颇为不屑，觉得我们业务素质低。”

工作站的专职律师月收入是2500元，实习律师更少一些，在2000元左右。“虽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丝毫不少，但收入不能和其他商业律师相比，所以说这个工作需要奉献精神。能在这么浮躁的社会环境里耐住寂寞，这不是光嘴巴上喊一喊口号就可以的。”时律师说。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奉献终于引起了社会的良好反响。2006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对于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并且针对“讨薪”和工伤赔偿案件，不再审查农民工的经济困难条件。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们，显著地感受到法院、劳动仲裁部门在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时向弱势群体倾斜。

从资金上，2006年年初，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承诺，在两年内将10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佟丽华律师作为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也在进行全国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的推广工作。除北京工作站作为全国第一家示范性援助机构外，石家庄也建立了同类援助站。此外，河南、山东、重庆、湖南、福建、天津六省市建立了“中国优秀学子法律援助项目”，选派优秀大学生进行培训，专门从事农民工维权工作。

2007年伊始，由比利时政府提供资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项目，将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由此，全国将有超过20个省市建立此类专门机构，初步形成农民工无偿法律帮助网络。

从技术上，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高贞处长提出，将推动律师援助专职化，建立律师输入地与输出地协调机制。一方面要培训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另一方面要发动、组织、培训社会律师从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特别鼓励年轻律师加入，这部分力量将成为新的重点。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每当办案受挫的时候，都喜欢到会议室看看墙上叠了五六层的锦旗和堆起来直到屋顶的厚厚卷宗。每一面锦旗和每一份卷宗都代表一个故事，代表着得到法律援助的4万人次农民工。这些故事给工作站的律师们以信心，也给会议室外那些等待着帮助的农民工以希望。(记者 袁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