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教育部门口。一位看上去年事已高、腿脚不太利索的老太太和门卫反复交涉，要求见张保庆副部长。看她的穿着打扮，门卫以为是上访人员，请她去信访处。老人不肯，又将电话打到教育发展基金会，称“必须要面见张副部长”。

不巧，张保庆正出差在外，工作人员立即把老人接进来。交谈后才知道，老太太是青岛人，已经75岁，这次专程来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元人民币和价值40万元的房产，用于帮助有志气的穷学生上学。老人并不富裕，每月只有600元的退休金。老太太认为张保庆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值得信任，所以想把捐款亲手交给张保庆。

想见张保庆的不止这位青岛老人，很多媒体也想见见这位以“直言”而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采访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但都被婉言谢绝了。可11月20日下午，这位曾经几次为贫困生落泪的“高官”却主动把几家媒体的记者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目的只有一个，介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他所倾情的帮困助学事业中来。

退休后计划写小说的张保庆，至今还没有动笔。自3月30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宣布成立以来，担任理事长的张保庆“主要忙的都是基金会的事儿”。

8个月收到20多万份申请材料

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一双鞋底已经磨出毛边的旧布鞋，穿得像退休工人的张保庆刚一落座就直奔主题，向记者们报告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单：截至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募到捐赠款2.64亿元，今年已经资助贫困学生超过1.3万人。

对于一个成立时间只有8个月的基金会来说，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但是，张保庆仍然很急迫，想尽快筹集到更多的捐款，使基金会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钱少了干不成事！”

张保庆谈到了另外一个数字，“20万”，这是基金会目前收到的申请材料的总数。这20万份申请信中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让张保庆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倍感责任重大。

“弟弟因为我辍学了。每每想到父母和弟弟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总是受着良心的责难。我是个罪人啊！是我连累了他们。每次想到辍学外出打工减轻家里负担，可又不舍得学校，不舍得书本。我就这样自私地上学上到了今天。”

内蒙古大学学生郭红霞在写给基金会的信里，倾诉了自己对父母亲人都无法言说的心里话。这个来自内蒙古固阳县的农家女孩儿，虽然上了大学，而且是全区最好的大学，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7000元，为了供女儿读书，快50岁的父亲去当小工背沙子，背一袋挣一元。弟弟上到初一就辍学了，因为妈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既然姐姐学习好，就让姐姐上。

固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能像郭红霞这样读到大学的孩子并不多。郭红霞说，开始上学的时候村子里有十几个孩子结伴同行，可走到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当年的伙伴都陆陆续续因为经济原因退学了。

郭红霞在信里还讲了一件让她每次想起都会落泪的事。家乡有一户人家，供了两个大学生，四处借债，最后还是供不起，父亲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乡亲们说，“供一个大学生拉垮一个家，供两个大学生拉死一家人”。

在中学时代的支教老师沈锋的推荐下，郭红霞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助，知道这个消息时，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女孩一时泣不成声。之后，郭红霞做了一个决定，毕业工作以后，将会每月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

“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张保庆反复向记者强调基金会的这一宗旨。为了让像郭红霞一样的贫困学子能够完成学业，退休后的张保庆没有过上悠闲的生活，而是四处“化缘”募捐，用他的话说就是“找老板要钱”。

几个月下来，张保庆禁不住感慨：“募捐难！”一是由于国内一些企业家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强；二是因为大环境的原因，一些人不愿露富，担心给一家基金会捐了款，就会有无数人找上门来；还有就是因为国内一些公益性募捐机构自身工作没做好，形象欠佳，让一些想做公益事业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缺乏信任。

难归难，张保庆还是一家一家上门去谈。靠自身的工作、形象和诚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还是吸引了不少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张保庆说，现在企业捐款也是“货比三家”，蒙牛集团有笔捐赠曾接触了好几家基金会，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这件事让张保庆颇为欣慰。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募集到的2.64亿元捐赠款中，单位捐款是2.6亿，个人捐款400多万元。虽然个人捐款的比例不高，但其中所蕴含的老百姓的信任和对贫困学子的爱心却让张保庆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

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个人捐赠清单里，数字有多有少。最多的是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捐赠的300万元稿费，最少的一笔是55.6元，来自安徽桐城孔城镇中心学校706班的学生。这些农村孩子捐出的是自己不多的零花钱，他们说，通过媒体知道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了，是帮助贫困学生的，他们要“用爱来支持，用行动来配合，用努力来建设”。

“基金会不能谋私利”

每一笔捐款都是一份爱心，也是对张保庆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如何确保把钱用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困难学生身上，是张保庆在四处“化缘”之外思考最多的问题。

除了“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之外，张保庆常念叨的另一个宗旨是“一切工作都要争取搞得最好”。他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基金会之一。

为了把筹集到的捐款都用在“刀刃”上，张保庆在基金会的用人制度上，非常精简，编制压到不能再压，工资标准也是参照教育部公务员的标准制定。不仅张保庆本人不从基金会领工资，基金会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临时帮忙的，不占编制。他说，这是吸取别人的教训，有的基金会养人太多，筹来的钱还不够养人的。

本着“基金会不能谋私利”的想法，张保庆提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对于个人捐款，不收管理费。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对于企业捐款也还没有收管理费。

作为理事长，张保庆给自己制定了领导思想：“到这里来工作不是来养老的，不是来发财的，而是来干事业的；一定要确保资金安全，不乱搞投资经营活动；一定要对得起每个捐赠者，一定要尽可能多地资助困难学生。”

张保庆要求，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基金会资助的每一名学生的资料都要上网公布，年底要向捐助人报告钱是怎么花的。

有记者问张保庆什么时候动笔写已经构思好的小说，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想抓紧时间完成为基金会筹款10亿元的目标，经济基础厚实了，才能帮助更多的贫困生。

张保庆将自己多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整理成的《沉思录》，最近刚刚出版。记者问，要不要宣传一下他的新书，他还是摇头，却恳请各位记者多介绍一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多宣传资助贫困孩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