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村民正在严重生态破坏后的田地上撒草籽。（田乾峰 摄）

夏斯扒一家生活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鲁掌镇鲁掌办事处，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0%以上，60%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但良好的生态资源没有改善夏斯扒的贫困生活。生活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夏斯扒常常要出去做苦力，打短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像夏斯扒一样的，为保护生态而付出代价的西部农民渴望生态补偿。

生态贫民

虽然离州政府只有10多公里，夏斯扒一家四口人仍过着衣食不保的生活。一家有四亩多土地，都是25度以上的坡耕地，去年收获了1000多斤苞谷，年末，他用部分苞谷在市场上换了50斤大米，过了一个“奢侈”的春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如夏斯扒一样生活陷入贫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秘书长杨忠华介绍，这个州至今是全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全州的四个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达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人口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6%和33%，有4.5万人还住在茅草房和杈杈房内。

在我国西部的大部分保护区，都能见到如同夏斯扒一样的贫困群众。贵州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民同样因为有限的资源条件而生活艰难。在保护区刘家巷村记者看到，村民虽然生活在美丽而富饶的草海边，可因为恢复草海水域淹没了大片田地，草海农民只有在人均不足0.5亩土地上生存。许多村民利用一些资助资金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可仍然过着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生活。在草海边草海村农民家中，记者看到，贫穷成为这个村最显著的特点。

原草海保护处副处长余勇清说，草海周边的近三万多农民在人均不到0.5亩的土地上寻求活路，让草海和草海农民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急需退耕还水还沼泽，以增加鸟类容量，减少环境压力。一边是农民耕地减少，带来生存压力。

贵州省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冉景丞说，因为禁止保护区农民摄取保护区资源，茂兰保护区农民无法像从前那样进行狩猎活动了，可他们没有更多的增收路子，这实际上已成为生态贫民的农民面临着到底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为了保护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的大多数农民因缺少生活来源导致生活贫困。

生态危机

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讨生活，怒江周边山上的坡耕地成为农民开发利用的主要土地资源。记者看到，怒江边的高山上，大片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已严重破坏了山体，山上已基本没有植被覆盖。杨忠华说，曾经森林密布的怒江两岸，如今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上已没有原始森林，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75%，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

贵州师范大学环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东说，我国大多数保护区的农民都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疑问和难题。而广袤的西部，拥有全国40%以上的森林，保存了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生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物种，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了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对维护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西部已出现的生态危机正严重威胁着全国的生态安全，中国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张惠远说，随着西部荒漠化趋势加剧，沙尘暴已经多次影响到我国华北、华东乃至江南地区。西部生态处于快速退化状态。西部地区水蚀面积、风蚀面积占全国90%以上，荒漠化面积占全国95%。

生态补偿

张惠远说，人们长期以来怀有“生态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西部生态有价，且“价值连城”。然而这一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期以来并没有被认同和接受，有研究表明，天然林的生态价值高于其经济价值六至七倍，但这一巨大生态价值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不能体现出来。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也已实质性展开，并形成了以不断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支撑、以一系列重大战略规划和计划为导向、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投资渠道、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实施主体的生态补偿总体框架。我国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2002年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项目、2003年退牧还草工程，也表明我国正在试图探索建立国家层面上的生态补偿政策。

而目前在我国的西部生态补偿中，涉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利益和责任主体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补偿责任存在争议，实施主体管理和执行中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导致各利益相关者无从根据法律界定自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权、利关系。张惠远认为，西部地区群众对生态环境的不合理利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的压力所致，如果不致力于通过调整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产业结构，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所有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都难以真正奏效。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生态建设与补偿措施部门补偿多，农牧民补偿少；直接物资、资金补偿多，产业扶持、生产方式改善少；生态建设多，相应的经济发展、扶贫、农村能源结构调整少。

虽然目前西部地区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来拉动，但西部生态建设需要长期持续投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筹措西部生态建设资金将是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的首要任务。

“绿色税收”

张惠远认为，我国现行税制未能充分体现环保目标，“绿色”程度不高。我国现行税制大部分税种未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为此，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制度。

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张惠远说，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专项新税种。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

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张惠远认为，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减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产品的进口关税。

除了从税收调整，专家建议还应该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给予支持。

完善管理体制，健全投融资机制。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分别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部门分头管理现象严重。我国应整合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促进部门协作。

培育市场化机制。取消煤炭、灌溉用水等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生产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可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双重效应。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补偿责任。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各地区在生态补偿体系中的责任是实施生态补偿的首要条件，要明确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和补偿义务。

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突破领域。目前，生态保护与受益脱节的问题日益明显，西部地区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难以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亟须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推动生态补偿发展。（李忠将 浦超）